“精英与社会责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关于经济精英——这主要指的是随市场和私有化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应否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已有较广泛的讨论。一些能思会写的企业家在要求社会“赫免”第一桶金的“原罪”时，愿将他们已拥有的财富视为社会的一种委托。企业家不仅有义务依法纳税，提供就业，且对各种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这种责任通过慈善捐助而扩及各类“弱势群体”。

当然宣言不等于实践，不过，有此宣言总比没有好。只有当上述宣言多少付诸实践才能使迅速积累起来的私人财富获得“赫免”证书，也才有可能获得大众对财富的尊重。至少会弱化普遍的怨恨。至于执掌公共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恐怕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能否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以便将普遍的腐败与不负责任的渎职行为降到民众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总之，与手执大权的政治精英们谈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似乎并无多大意义。余下可谈的便是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了。

曹锦清教授

为什么知识精英未能承担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使命？

知识精英，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在于创造与传承知识。在庞大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首先实践着，感受着，当然也思考着，谋划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社会或说实践中的民族，需要从那些能思的头脑中分离一部分头脑来执行为“社会”或“民族”而思考的重任。故而思想的最高任务，或说知识精英（或说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责在于“用思想来守护民族”。

稍具体一点说，知识精英承担两项重大使命：一是用概念（理论）去切近或理解（认识）当下展开着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批判性地揭示民族前进中遭遇到的真实问题与困境。简言之：认识世界。二是在纷乱的个别意识中去寻找并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尤其是核心价值共识的形成。因为说到底，社会共识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与维系的最终基础。

我说“用思想守护民族”是知识精英的最高使命，意指“思想”当然还执行着其他一些职能。任何“思想”总在一切能思的个别头脑中发生。其间呈现出极其纷杂多样的内容。我将那些始终坚定不渝地指向社会整体生活状态或说民族命运的思想称为“纯思”。这些被民族（或说天意）召唤来为理解自身且卓有成效者称为思者或说“思想家”。我将那些主要把思者的思想整理为各种“概论”并加以传播者，称之为“教授”。我将那些在各种经验的专门领域有所创见的人，称之为“专家”。严格说来，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主要由上述三类人物组成。故凡在职业分类中被归入知识精英而不能或不愿承担其责者，只能称之为“误入歧途”者。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说法，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大量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与更大量的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再观察一下被归入知识精英（或知识分子）的人们的日常行为，或能粗略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代思想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本该由其执行的使命。相反，大量能思的头脑在“告别崇高”与“告别宏大叙事”的口号下，纷纷从民族整体返回到自身，从民族整体运动的历史叙事返回到自我当下。从指向民族——历史的纯思返回到工具理性，并要求理性较多地执行个体名利谋划的职能。“文章”开始告别“道德”而成为谋取名利的单纯的工具。于是“官八股”和“洋八股”充塞于世，一代文风因失其“精气神”而衰败。这恰恰发生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持续提高的民族崛起时。为什么在民族物质力量崛起的过程中，“思想”却没有承担起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使命，能思的头脑拒绝接受民族的召唤而忙碌于切己的谋划？对这一“时代精神现象”首先要作一番分析。

一、先从“时代精神”的聚散合分现象说起。

严格一点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真正起点是1982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并全面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要害在于一个“分”。伴随此“分”而来的一系列“分化”——从所谓的产权分化（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开，到化公为私），贫富分化，阶层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直到所谓的“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等等——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分”或说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获得个体行为自由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现象。

与“分”相应的是“合”，所谓“合”，即被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合”成一整块钢筋水泥。孙中山指出“合”的目标但没有找到“合”的方法与手段。真正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在各自的“单位”内，且一切单位隶属于国家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合成一个整体”所设定的近期目标：一是为了消灭阶级，实现分配平等。二是为快速推进工业化，为追赶发达国家提供“原始积累”。这样，为了整体的民族目标，要求一切个体放弃自由。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一直指向民族的解放与复兴。这也解释了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最高诉求的自由主义只能成为少数留洋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言谈。然而，经历文革十年的折腾，整体给一切个体设定的生活意义与未来目标，与千百万新一代人的实际生活体验发生日益明显的冲突。文革后期，一股希望从整体对个体过度压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思潮开始形成并日趋发展。的确，没有个人利益在其内的整体利益，注定因其虚幻而被抛弃。正是这股强大的思潮推动着由“合”向“分”的时代转换。邓小平执行了这一时代转换的使命：“废除公社单位体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顺应了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