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邓铂鋆】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外公布36种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的价格谈判结果，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这36种新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的药品，大多都是患者热盼的肿瘤靶向药，以及治疗心血管病、血友病等重大疾病的药品。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平均降幅达44%，最高降幅达70%。

公权力出手，药价应声而降

2017年4月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经公布了纳入2017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范围的44个药品项目。在这44种药品中，针对当前居民主要死因前列的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用药占了73%，抗肿瘤药以单抗、小分子靶向药为主。参与的药品，均是临床效果好、但自恃专利药、独家品种，定价较高的药物，被患者群体称为“刚需药”。

根据流程，医保目录准入价格谈判首先由企业自主申报药品基本信息、疗效价格等方面资料。随后，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资料的“真实性、科学性”进行审核，提出评估意见；医保经办机构另行组织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进行价格谈判。

在考虑到临床需要、医保基金安全性、跨国企业全球定价体系等多方面因素，经过几个月的谈判，44种谈判药品中的36种药品“自降身价”，加入了医保目录。谈判成功的36种药品中，18种为抗肿瘤药物，8种为心血管药物，其他的药品分别是肾病、眼科、精神病、抗感染、糖尿病及罕见病用药。其中，经谈判降价幅度最大的是跨国药企罗氏公司生产的抗肿瘤药物注射曲妥珠单抗，零售价从现在的2万多元降至7600元。如果某地基本医保乙类项目的报销比例为80%，则今后患者支付的药费将从之前的每支2万多元降至1500余元。

厂商降价的甜头：“带量采购”

跨国药企“打狠折”，源自对中国市场份额的饥渴。企业降价是为了登录医保名单，开拓市场。

近十年间，随着深化医改，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日益完善，我国卫生总费用中居民承担的比例从2005年的52.2%降至2016年的28%。居民因为“看病贵”长期受压抑的求医需求得到释放，10年间全国医疗机构诊疗量增长了一倍。居民就医意愿的释放，实质是基本医保成为了我国医疗服务的最大买家，为居民支付了大笔费用。药企想占领市场，必先占据医保目录，让“大买家”买单。

医保政策因此成为了推进医改深化及医药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诞生了“三明模式”等以医保投入促进医改机制建设的先进经验。国家层面有权决定药品“青霉素”登上医保目录，省市级医保管理机构则有权决定选用哪家企业生产的青霉素。基本医保作为我国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家”，国家深化医改政策鼓励省级基本医保管理机构以“VIP大客户”的身份跟药企谈判，以产品纳入医保目录为条件，“带量采购”，换取药企降价。

同时，包括这次价格降幅最大的曲妥珠单抗在内的一批药品，虽然现在是“一招鲜吃遍天”的独门专利，但是专利期将在2019年之前过期。尽管此次谈判提出，当前确定的药品价格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且在此期间如果市场上出现了更便宜的仿制药，或是企业自行降价，谈判价格将另有变化，但是能够快人一步登上医保名单，即便专利过期后出现了有竞争力的仿制药，这些企业也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占据了先机。

谈判的起因：传统定价政策失灵

在国家层面，2015年之前，我国一直实行原研药自主定价政策。此举的初衷本在于鼓励医药领域的创新，但是个别药企将这一优惠措施发展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以“研发成本过高”等原因为借口，即便药品专利到期，也继续坚持高定价。

为了维持高价确保利润，个别企业甚至不惜涉险触犯法律。2015年，媒体曝光了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腐败窝案和患者赴印度代购抗癌药品被判刑，各界开始反思药品定价模式。针对价格垄断现象突出的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国家药品价格谈判遂应运而生。

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计委等16个部委（局）建立了部门协调机制，组织开展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根据我国重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药需求，经过专家充分论证，遴选价格高、疾病负担重、患者受益明显的治疗乙肝、肺癌、多发性骨髓瘤等专利药品作为谈判试点药品。2016年5月20日，国家卫计委宣布：通过谈判，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替诺福韦酯（生产商葛兰素史克）和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埃克替尼（生产商贝达药业）、吉非替尼（生产商阿斯利康）3种“刚需药”，降价幅度分别达到67%、54%、55%。

药品谈判背后的国家意志

国家层面对“刚需药”高价格的重视，来自对我国国情的基本判断。

当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成，但是人均寿命等健康指标的世界排名却大幅度领先人均GDP排名；当前卫生总费用的70%由保险和财政支付，一年交百十块钱但是能大幅报销的新农合与居民医保就是给困难群众撒钱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