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范勇鹏】

一

由中国建设的肯尼亚一百多年来第一条新铁路——蒙内铁路开通了。

在肯尼亚最大的港口城市蒙巴萨，我们驱车前往始发站。

刚刚离开的酒店不亚于中国的海滨度假酒店，椰树沙滩、红酒牛排、衣着洁净的侍者礼貌地问候宾客。

出了酒店，却立刻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跑着大量日本二手车。小公共车身涂满五颜六色的图案，黑人小伙挂在车门上拉客。随处可见倚墙而立的闲人，穿着脏得看不出本色的背心或T裇，赤脚或趿着人字拖，目光懒散地看着我们的车驰过。

城郊公路边的绿地里，还有马塞人在放羊，他们是东非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自由地在大地上迁徒，城市也挡不住他们放牧的路线。路边除了少数像样一点的楼房，大多是破旧的板棚。市中心的穆斯林区，随处可见印巴面孔的行人。

我们的车无论到哪，前边都有警车开道。说是警车，其实是辆敞篷吉普，车厢里坐着三四名警察，一刻不离手的是AK-47或是德式G-3突击步枪。那些警察大多是士兵出身，有几位还参加过索马里内战。聊天时，一位小伙自豪地拍着枪托说，这种枪，600米外，啪的一枪就能把敌人干掉。然后憨厚地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酒店内外一墙之隔，感觉不仅仅是在地理空间中穿行，也是在历史时间和社会等级间穿行。酒店中，感觉和今天世界处在同一个时代；到了城市街头，却让我无法不回忆起80年代初的中国县城；稍微离开城市，就感觉又向前穿越了半个世纪，进入了我从未经历过的一种落后和贫穷的状态。

车子穿越海湾大桥进入蒙巴萨岛时，遥遥望见左侧堆积如山的城市垃圾，如果不是盘旋在天空的各种食腐鸟类，特别是几乎成为肯尼亚标志的非洲秃鹳，我保准会以为那是天然形成的礁石海岸。等我想起关车窗却为时已晚，几分钟后才驶出那种令人终生难忘的恶臭。可是，掩鼻屏气时，却无法不注意到，在那样的垃圾山上，有拾荒孩子的身影。据说，周边有不少居民都以捡拾垃圾为生。

二

这样的景色，难免让我记起前一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餐桌上听到的一位当地法学教授的话。他反对修建蒙内铁路，因为铁路从国家公园穿过，会威胁野生动物的生活。我问，那人民如何发展呢？他说人民过得很好，为什么要发展。我指着一桌美食说，铁路至少可以让内罗毕居民吃上更便宜更好的食物，他回答说人们并不一定非要吃这些东西。

我不了解肯尼亚的文化，也不敢妄自判断他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道理。作为中国人，我过去经常因西方人对我的国家横加指责而不快，所以面对非洲人，我也提醒自己不要产生自以为是的傲慢。但是走过蒙巴萨的街道，看过这个失业率高达40%的国家，凝视过那些纯真而贫穷的孩子的眼睛，我无法说服自己接受那位教授的观点。

当然，我还是提醒自己，我依然在用中国人的头脑看问题。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平等化、理性化过程，一百多年的救亡、解放和70多年的建设、改革，中国文化必然有许多与其他文化不同之处。也许我们习以为常的平等诉求，对非洲人民尚未成为一个习惯，也许我们祖先喊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在这里还没有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现实。

设想我是一个非洲知识精英，从小讲着流利的英语，在英美的大学受教育，熟悉西方的思想和品味，和西方的精英谈笑风生，我会把自己与窗外那些靠讨几百先令小费糊口的下层人视作平等的同胞吗？他们的生存与美好的环境，哪个对我更重要？我无法回答。

三

在蒙巴萨港口，肯尼亚人载歌载舞。远处是集装箱码头，与中国的许多大港口相比，顶多算是聊胜于无，但它已经是东非第一大港。蒙内铁路，以及规划中的东非铁路网将把它与内罗毕以及东非腹地紧密地联通起来。巨幅广告牌上用中文写着“一带一路”。正是一带一路使此地成为一个交汇点，把东非和印度洋、和亚太、和中国联通起来。

总统演讲结束，一声汽笛长鸣，开往内罗毕的第一列货运列车缓缓开出，人们簇拥在铁道两旁尽情欢呼，我被挤入黑人兄弟姐妹狂欢的人流，像漂浮在黑色的海洋中，随波逐流地感受着他们的喜悦和热情。

这条铁路会给肯尼亚和东非人民带来什么？眼下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对当地就业、贸易、产业升级和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蒙内铁路本身的修筑已经给肯尼亚带来了三万人的就业、1%以上的GDP，据估计通车后对GDP的贡献将超过1.5%。随着东非铁路网的继续修建，这种经济拉动效果会更加明显。

另外，中国对当地建筑工人、工程师和铁路运营人员的培训也将大大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本。但是，除了这些，我认为东非铁路网的建设具有更加长远和宏大的影响。

首先，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开启非洲国家建构的新阶段

成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不管是欧洲民族国家，美苏联邦国家，东亚儒教国家，还是今天的中国，大多具备以下几个关键的要素，一是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二是比较均质化的人口，三是凝聚型的文化或意识形态。

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欧洲人虽然表面上还非洲人以独立，却留下了严重阻碍非洲国家建设的“遗产”：殖民者基于传统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划分的国界完全无视当地民族和部落的自然分布，埋下了永恒的矛盾根源。西方扶植部分民族作代理人，激化了民族仇恨，导致了大量的民族仇杀，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卢旺达大屠杀。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人为给非洲套上了一神教的枷锁，特别是在东非和北非地区引起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长期冲突。荒唐的国境线、民族和宗教的分界线像锁链一般横竖交加于非洲大陆身上。

雪上加霜的是，二战后西方的政治学家传授给非洲人的，不是自己曾经赖以成功的秘诀，而是另一套虚假的“成功学”：强社会、弱国家，重程序和法治、轻效率和治理，鼓吹个人权利和自由、削弱集体意识和美德。

于是，前现代的非洲人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却建立起了后现代的政治体制。这种时代性错位几乎扼杀了非洲国家成功发展的一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