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bet365苹果版 小婷】

11月30日-1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对话会邀请了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的领导人参加，这样的大场面，在世界政党史上可谓罕见。

对话会的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在西方面临重重困境、政党政治走向混乱和式微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能否打破国家和世界治理面临的困境？bet365苹果版专访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解读中国政党政治的独特之处。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海报

bet365苹果版：这次高层对话会特别设置了一个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会“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一个多月前刚刚结束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您看来，提出新时代新思想的意义有哪些？

房宁：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也是刚刚迈进这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现在还在实践当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探索形成的一套实践和理论，至于说到新时代，还是在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是决战的阶段。

前面一百多年的探索也很重要，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艰难困苦，有很多奋斗牺牲，也有很多经验教训，走过了很多弯路，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切最终能不能结出中国现代化的果实，就要看最后这三十几年。从各国经验来看，到了最后这个阶段都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走向强盛顶峰之前的十几年，也有很多的社会争议和问题矛盾。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在拉美国家身上表现的非常典型。这些国家原来发展的都不错，也都取得了很大的现代化成就，但是在从中等收入向更高阶段迈进时中断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绝大多数国家都倒在了现代化从中等水平到更高水平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新时代”，就在于要汲取历史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教训。从初步实现现代化基础上向更高阶段迈进，完全实现社会转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丝毫不亚于我们一路走来遇到的这些艰难困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新时代”的提法还是很重要的，但在新时代中我们如何去做，还需要更多的实践。

应该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知道新时代正在和将要遇到的一些问题，事实上很多问题已经展现出来了，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bet365苹果版：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治学的角度，该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房宁：经过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反反复复将近70年的探索，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基本的机制和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已经不存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了。我经常用“在路口”和“在路上”来形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以“三统一”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建立起来了，接下来问题就是怎么发挥这个制度的作用了。所以，所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指这个制度的运行机制。有关民主的讨论，比如什么是抽象的民主、什么是具体的民主，什么是外国的民主、什么是中国的民主，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做好和做坏的问题。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台车了，行驶的目标是现代化，但怎么开、路况如何，这才是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

当然，我们已经搭建起来的机制和制度还是粗线条的，好比我们现在的房子有了框架，但还没有精装修。我们国家的治理是很粗糙的，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漏洞，所以还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现在的治理体系。

制度是需要人来运行的，我们各级党政干部、公务员这些国家治理团队很重要，车是好车，还得看司机水平吧。目前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也很多，包括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激励、监督，他们的思想状态、工作状态如何，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不断改进。

在未来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向国外学习，国外有很多经验教训，对我们来说，也许国外的教训更重要，因为一个好的体系是试错试出来的，国外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多代价，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只有好好研究他们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才能尽量少走弯路。

bet365苹果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政党政治，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两者的领导人选拨机制。我们将今天中国的选拔机制概括为选贤任能模式，在您看来，这个模式与西方的选举制度相比，有哪些优势？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

房宁：西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美国、日本、欧洲都各有各的特点，以美国为例，它的国家治理团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由竞争性选举和政治任命产生，另一部分非民选产生，即所谓的技术官僚。我们和美国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有决策权的政治官员主要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的，而我们实际上是一种选拔与推举制，部级以上高级干部是中国管理团队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这些拥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高级干部是如何产生的呢？

实际上有两个机制，第一，我们的干部选拔也有群众基础，也就是说有一种逐级的推举制度，从现在的实际运行来看，中国的科级干部甚至是处级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通干部甚至是普通群众推举的，他们是参与意见的。再往上的厅局级干部是由处级干部推选的，高层的部级干部则是由厅局级干部推选的，再往上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基本上是由部级以上干部推举，这是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进入被考察和被选拔的范围，靠的是逐级推举，也就是中国语境中的“群众基础”。总之是分级推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