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为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世界范围内农业公共政策的一份总结报告，由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博士领头整理。科技从业者，治史局外人林行简译。】

前言

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发展中国家所采纳的许多农业发展政策和制度框架，都遵循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本文被称为“新的传统智慧”）。 这一方案强调市场力量在经济中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的角色，认为公共部门的干涉产生了扭曲价格的效果，从而导致了效率低下并阻碍了增长。

主要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新传统智慧”的政策，支持稳定化政策和结构调整方案，同时拥护农业中的激进改革——这些改革以生产和服务的私有化为中心，把政府的角色限定在立法和监管，以及提供核心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上。这些政策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就是他们通常作为普适药方，被开给所有的国家，而没对每个国家的实 际情况做应有的考虑。

然而，与后殖民时期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大约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策相比，“新传统智慧”总体上效果更差，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加大、以及贫困率上升。与此相对的是，一些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好的结果。它们采取的是经过更仔细测算的方案，逐步实现经济自由化。

这引发了对“新传统智慧”政策的合适性的疑问，并重新点燃了关于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相对角色的争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语境里。

联合国粮农署曾用十个国家的案例作为基础，试图说明公共部门有的放矢的干涉和私营部门的角色互补性。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好政策选择和坏政策选择的例子，并强调了三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首先，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在对农业的支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具体表现是加入到稳定价格的努力中，并提供种子和化肥等投入。这种支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还有一些发达国家保留了这种做法。同样的策略最近被如智利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所成功应用。

其次，显而易见的是，一种“包治百病”的普适农业政策通常会产生灾难性结果。各国所采取的政策的多样性和混合性，清楚地展示了采取一种务实态度的重要性，而非陷入“赞成政府还是赞成私营部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争中。

千疮百孔的“华盛顿共识”

最后，农业在有政策连续性和公共部门支持时表现最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家干涉通常是有道理的，这包括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粮食供应充足价格合理、以及对长期投资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最根本的政治稳定性。

“新传统智慧”的教条

拉丁美洲已经在30年代独立，并开始了它们由国家主导的农业发展，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墨西哥在卡德纳斯总统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二战以后二十年间独立的亚非发展中国家，也大多采取了国家主导的农业发展模型。

当时人们相信，如果对市场机制不加约束，它将不能以对社会最优的方式提供基本的农业投入（例如土地、水、运输、种子、化肥、农药、和家畜饲料），也不能提供稳定农村收入所需要的手段（例如信用、保险、稳定的价格）。当时的论证是，国家需要直接提供这些投入，或者补贴私营部门以提供这些投入。人们认为他们需要采取深思熟虑的措施以稳定农村收入。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实行土地改革，但由于地主阶级的政治抵抗，很少有国家能够实行象韩国那样的全面而成功的土地改革。在大多数国家里，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 施（尤其是灌溉和道路）以及土质改良。国家还提供科研和推广，尽管在大多数国家里，由于资金有限和合格人才的缺乏，国家提供的这些东西质量不高。

许多国家都安排对农民提供补贴贷款，尤其是对小农场主。国家拥有或者国家补贴的农村银行被建立起来，以扩展农村的金融业并对农民提供补贴贷款。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得到鼓励；在一些国家里（例如日本和韩国），政府控制的一般性农业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贷款、带补贴的农业投入、以及销售服务。现代的投入，尤其是化肥和改良种子，也由国家提供，或者，当由私营部门提供时，国家给予大量补贴。

国家还调控关键性农产品的销售——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通过国家销售委员会来实现；在日本和韩国，这通过政府控制的合作社来实现。国家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农产品加工（例如象加纳那样，通过国家运营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直接推动，或者通过关税保护和补贴农产品加工业，来间接推动）。这被视为减少浪费（因为新鲜农产品的保质期很短）和提供农村收入的的一种方式——这样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价值并提供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

许多国家尝试各种手段以稳定农村收入。一些国家对重要的农产品（尤其是谷物）维持最低价格和缓冲性的储备。关键性的农产品，尤其是用作食品的谷物，通过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而得到保护，使其免受进口竞争的冲击。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提供农作物、家畜、以及其他农业保险以稳定农村收入。

与华盛顿共识所开的药方相比，上述这些政策取得了非常令人尊敬的结果，尤其是当它们与绿色革命的科技——一种国际尺度的政府干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但是，这些政策也的确存在一些浪费和腐败的问题，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它们受到了信仰后来成为“新传统智慧”的教条的人的攻击。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最明显的例外是智利——在1973年由皮诺切特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后，智利先于其他所有国家踏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随着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贯彻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发起，传统的、由国家主导的农业政策经历了严重的逆转。

当地时间2017年9月10日，智利圣地亚哥，民众纪念九一一政变44周年。 1973年9月11日，智利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联合海军、空军和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视觉中国）

“新传统智慧”的信徒们论证说，由国家（直接）提供或者通过补贴（间接）提供的投入（例如信用、推广服务、灌溉、化肥、种子）造成了效率低下和腐败，并使国家财政承受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在结构调整计划需要平衡预算的强烈压力下，他们强调国家不能以补贴价格提供这些投入。他们建议提供这些投入的机构应该被私有化，补贴应该被撤销或者至少大量减少。国家在农业销售（尤其是试图规定最低价格）和加工上的干涉，需要撤除掉，或者至少大量减少，因为这些干涉只会产生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