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寒竹】

12月1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对话会的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大约有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演讲。

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举行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对话。如果从2014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的首次对话会算起，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本届则进一步提升为“高层对话会”，因此国内外媒体纷纷用“首次”这样的字眼来报道这次对话会。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对话会的规格和参加人数超过往届，而主要是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把政党的责任提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这对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放眼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国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政党的政治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裂越来越严重，而由这种分裂催生的民粹主义正在猛烈地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政党政治，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的特朗普当选，可以看出西方传统的政党政治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捉襟见肘。与西方政党政治的衰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获得的巨大成功。在短短的的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从一个积弱贫困的小农经济社会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够给对世界各国政党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和借鉴？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样的意义？笔者以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能够吸引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加的最主要原因。

政党沦为选举工具，西方衰落难以避免

西方国家出现的政党衰落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尽管西方各国政党的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政党缺乏代表性是所有西方政党的先天性软肋，精英与大众的冲突贯穿于西方国家政党发展的整个过程。

西方政党产生于议会政治，先有了议会政治，才有了为赢得选举的政党，所以，西方各国政党产生的初衷就是要瓜分既有的国家权力，这可以说是西方政党的“初心”，这个“初心”决定了西方政党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人们通常把早期的政党称之为小圈子派别（caucus party）。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大众尚未觉醒，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内部派别之间的争斗，所以，美国建国之初的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等都把政党看作是宗派的同义语。

《下议院，1833年（The House of Commons, 1833）》。画面左侧是格雷(1764 - 1845)，墨尔本(1779 - 1848)和辉格党（Whigs）议员，惠灵顿(Wellington 1769 - 1852)和保守的托利党（Tories）人在右边

对于这种政治精英内部的党争，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总结得很清楚：党争就是一些人，“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还是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的利益或感情所驱使，反对其他的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集体利益”。所以，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政党就是部分利益的代表而非全社会的代表，不同政党之争实质上就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宗派斗争，不同的派别相互竞争以获得国家政权。

但是，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大众社会的兴起，由少数精英派别垄断政治权力的政党政治受到严重挑战。为了获得大众的支持来赢得选举，西方国家政党逐渐从政治精英内部的派别型政党（caucus party）走向形式上的“全方位型政党”或“全民型政党”（catch-all party），每个政党都表示自己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由此一来，政党在西方政治逐渐受到肯定，政党逐渐成为动员民众以赢得选举的最重要平台，成为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许多西方政治学家对政党政治的必要性作了大量的论证。

但是，正是由于西方的政党仅是选举平台，所以一旦选举结束，政党中的普通成员就会退出政治，最后是政党中的精英逐渐嵌入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大众仅仅成为选举的工具。所以，这种所谓“全民型政党”（catch-all party）是一种假象，在本质上只是少数政治精英获取国家权力的宣传口号，所以，也有一些政治学者把这种嵌入国家机器的政党模式称之为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

事实上，战后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卡特尔政党现象，即名义上的大众代表而实质上的政党派别之间结盟或政党精英与国家结盟。在美国，国家通过法律公开允许资本给参选政党献金捐助，政党与资本结成联盟成为美国选举的常态。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直接出钱补贴和资助政党。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的说法，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国家相互参透，政党之间合谋组成一种卡特尔联盟，这就是所谓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

西方政党的卡特尔化说明，西方精英政治在产生了两百多年之后，少数人仍然以民主选举的名义垄断着国家权力，精英与大众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或缓和，反而越来越严重。正是这种精英与大众的疏离与矛盾，催生了西方国家近年来各种左或右的民粹主义。

当前，西方的政党政治已经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一方面，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对西方传统的精英政治发起攻击，各国传统政党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举措失当，捉襟见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国政党已经深深嵌入国家机器之中，成为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政治家不通过政党这个平台就无法获得国家权力。即使像特朗普这样自诩为反抗民主共和两党精英的“反建制派”，最后还是需要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才能赢得大选而进入白宫。由于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已经成为重要支柱，所以西方政治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兴衰，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党不能自我改革以适应新的时代，西方国家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