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 提供）

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研究生涯：爱思考，有担当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们知道，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日后，他走上更大的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以来，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不正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吗？不正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吗？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