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反议会革命以北美大陆英语区分离成具有独特政治文化的新国家而告终。美国革命作为英国政治机构发展变迁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之一，当时议会统治英国社会的方式面临激烈挑战，革命成功推翻了议会权威，在北美大陆上建立了替代议会君主制的类共和制变体。然而，在不列颠，议会权威如此深植于社会环境之中，以致托马斯·潘恩也不会想到去推翻它，美洲的反叛无法撼动它，经过五十年艰苦的工业化和战争，议会有能力扩大并随后将其自己的选举基础民主化。

一、

我们最后来考虑一场真正的英国革命，一场甚至包含了反对英国的叛乱的革命。1641年和1688年的时候还不存在大不列颠王国，1637年英国革命之前及1689年革命之后苏格兰的那些事件仍是发生在一个自治政治文化之中，而1641年及1689年在爱尔兰由老爱尔兰和老英格兰贵族发起的不成功的最后抵抗就其政治发展而言尚未达到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程度。

然而在十八世纪，辉格政治文化的地方变体在苏格兰低地，盎格鲁-爱尔兰人之间，其在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已经建立起来了；存在一个大不列颠王国，简单来说，存在一个大西洋不列颠政治世界，或可称为帝国，延及北海到俄亥俄河上游水域。在这一个更大的不列颠之内发生了一场必被视作其普遍发展结果的革命，这场革命以北美大陆英语区分离成具有独特政治文化的新国家而告终。发生在“不列颠”政治体系中的革命最终的结果是其部分分裂独立；这对于1912-22年爱尔兰革命同样是正确的。

从我们说“不列颠”起，我们意指一个由英国管辖的联合岛屿和大西洋文化，其意义深重以致必须对美国革命加以理解：美国革命是英国政治机构发展变迁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之一。在“不列颠”背景下，我们必须将其首先视为1707年建立的盎格鲁-苏格兰联盟历史之中的危机，其次将其视为中央及大部分英国统治机构即“国王在议会中”之历史中的危机。

1641年和1688年，危机发生在英国王室和英国有产社会之间，“国王在议会中”得以强化并发生了深刻变化，英格兰创造并巩固“不列颠”及谋求大西洋帝国则是1688年革命的副产品。然而在1776年，或者说在1764年至1801年之间，议会管理地方政府的能力——在更低程度上，议会当时统治英国社会的方式——面临激烈挑战。在美洲殖民地发生了我选择作为题目的反议会革命，革命成功推翻了议会权威，美国人对其作为统治形式的正当性表示不满，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一种继十七世纪革命之后潜在于英国传统之中替代议会君主制的类共和制变体。

不管怎样，在不列颠，议会权威如此深植于社会环境之中，以致托马斯·潘恩也不会想到去推翻它。美洲的反叛无法撼动它，经过五十年艰苦的工业化和战争，议会有能力扩大并随后将其自己的选举基础民主化。为了使现已碎裂的北大西洋后美洲图景完整起来，我们必须将盎格鲁-爱尔兰关系作为介于独立和议会联盟之间的个案加进来；（在爱尔兰）前者仅有少许尝试，后者则没有札下根基。

因而，在英国历史背景下，美国革命的成因有两个特点：其一，辉格议会政府将其自身扩展到殖民地中的无能，其二，议会传统中存在的共和制替代方案，该方案可被用于否定议会合法性并证明其他统治形式是可能的。

作者 约翰·波考克

二

当詹姆斯·哈灵顿考察1650年代后期第一次英国革命即将到来的失败时，他认为两件事是相当确定的。其一，查理一世政府已经倒台了，因为不再存在维持它的封建贵族；其二，查理二世政府如果复辟，得不到任何可能的世袭或牢固的贵族的支持，因为这样的贵族仅存于封建政体中。人们更多提及这些认识中的第一点，却更少提到第二点：哈灵顿在预测斯通教授认为存在危机的都铎权贵阶级衰落之后统治贵族引人注目的重现问题上完全失败了。

1642年上院对阻止内战的趋向无能为力；1688年，那些恰巧在伦敦的贵族聚集起来，对由詹姆斯二世外逃所造成的局面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660年的复辟——据称始于理查德·克伦威尔议会重新引入上院的坚定决定——标志着议会和政治贵族的恢复。詹姆斯二世创造的贵族即使没有导致也是促进了惯常政客阶级的发展，他们时常出入于宫廷、城镇及一些城市，彼此熟悉也彼此恨极，维持着高级政治的内部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一直使英国新保守派历史学家着迷，以致他们不愿去了解除此以外的政治现实（political reality）。

这个圈子的存在和效力显示出1641年和1688年的真正区别；然而尽管两个时期都使用“宫廷”一词，旧式的由信使和议员组成、以皇宫为核心的政治世界之衰落已不可挽回。新式宫廷由懂得议会管理技术的人组成，服务国王和议会。

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人们已经知道存在一个议会管理者和权贵阶级——渐渐发展成世袭贵族却又不完全相同——他们的实力在于与行政权威保持亲密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政治赞助、影响力和其政敌称为腐败的控制。

如果一个人强调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及汉诺威英格兰时期的统治贵族是议会贵族，便无需否认经济交换——严格土地授予、抵押、不动产管理的进步技术在容许大地主阶级生存并独占不动产上的重要性；革命产生两个公认的后果：1690年代中期的“财政革命”以及二十年后的被J.H·普拉姆视为“寡头政治发展”之关键的七年法案。

前一事件中产生了重要的公共债务机构——英格兰银行，国债以及不那么走运的南海公司——为后革命政权带来了政治稳定，由一大群投资者创建起来，拥有在欧洲发动战争所必要的财政资源，它吸收了对于商业机遇的苏格兰式热望，谋求建立一个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的帝国。

第二个事件中——继二十年乡村派和托利党反对战争、高额赋税及赞助和财政统治的反叛之后——议会贵族和绅士们开始谨慎地减少政治竞争性，即使这意味着巩固影响力和赞助的至上性。议会长任期和无异议选举为沃尔波和纽卡斯尔的英格兰以及阿盖尔公爵们的苏格兰开辟了道路。

这便是不列颠，即刻成为寡头帝制，与美国革命的道路相悖；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点在于认识到其品格的深度分裂性。议会寡头的功能是维持政府和拥有土地的社会之统一，离开这一政治国家的联合政府将不复存在；维持联合的必要手段是维持政府、商业以及作为谋求商业利益动力的财政、海军、军事帝国以及在欧洲列强体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之间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