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转基因”在某些人眼里变得像毒蛇猛兽一样不可碰呢？台湾民间公益刊物《科学月刊》的理事长、著名科普作家林基兴博士近日来到京沪等地，与读者探讨生物技术。本文摘自他的新书《一本书看懂转基因》，对“反转基因”潮流的几大源头做了一番追溯。】

转基因作物的争议不断，大致上是聚焦在杀虫剂抗药性、基因流动、知识产权这几个议题上。但是这些议题并非转基因特有的问题，而是各种农业过程都会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对于非转基因作物也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只是，由于生物技术作物受到超级关爱，相对的，非转基因作物就“轻易过关”了。

为什么会“厚此薄彼”？细究之下，可知反转基因的风潮有一个哲学源头，即“预警原则”。这理念虽好，却容易引起副作用：无知生恐慌。

预警原则是什么？

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意指：“当任一活动有对人类健康与环境产生伤害的风险时，即使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尚未完全建立，亦应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此一风险。”

这个原则始于1960年代德国的“Vorsorgeprinzip”（预防原则），逐渐为环保人士多加推广，例如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广泛应用预警原则，在有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时，不得使用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于1995年决议制定的生物安全议定书（Biosafety Protocol），是现有国际公约中，延伸涵盖预警观念最广的条款。

欧盟对于转基因风险评估，正是采取防患未然的预警原则，其预防是以“程序”为依据，和美国以最终“产品”为依据不同。因此，所有的转基因产品在欧洲皆须纳入规范，即使转入的基因来自相同物种，也不例外。

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转基因作物大国，很反对其他国家拿生物安全议定书当挡箭牌，因为根据此一预警原则，进口国可宣称转基因对环境或人类健康“可能有害”，即使缺乏科学根据，就可拒绝转基因产品进口。而这张挡箭牌，与世界贸易组织“限制贸易须有科学证据为依据”的精神，是相冲突的。美加两国强调，全球将于2020年达75亿人口，饥荒问题已迫在眉睫，而转基因作物有助于全人类粮食的需求。另外，美国农产品输出庞大（1999年已达500亿美元），此重大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反对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原因。

细究预警原则的利弊得失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预警原则的目的，是在引入科技之前，预测和回应可能的威胁；但也承认预警原则相当受争议，因为缺乏明确定义，诠释预警原则的意义时，会有混淆。例如，不少人就会这样主张：“即使缺乏有害的证据，但也不表示其为无害，必须证明无害后，才能将其引入。”又如，在海岸生态保护上，实施预警原则就会遇到很现实的难题：如何保障当地渔民的生计权益？如何权衡经济上的得失，以求可持续经营？保护或开发都不是零风险时，该怎么办？如何避免激进人士滥用此一原则？

人生本就充满风险，即使吃东西也会噎死，但古人早已知道不要“因噎废食”。40万年前，人类发现火时，可以想见赞成和反对两派，应该争论过用火的风险，若反对派赢了，今天文明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反对新科技或产品（的风险），同时就是拒绝其优点或福祉；滥用预警原则，就是“注意某些风险，而忽视其他风险”，这不就表示我们无法适应风险吗？

滥用预警原则者认为不实施新科技，就能撇除风险吗？害怕转基因者谢绝转基因，以为这样就无食品风险吗？事实上，反对转基因者由于不了解或误解基因科技、不明白转基因对人与环境的利益远大于伤害，结果不但妨碍了科技创新及其潜在的福祉，也延续了传统农作食物对人与环境的伤害。

……

英国物理学家暨皇家学会院士多伊奇（David Deutsch）认为预警原则是盲目的悲观主义，妨碍知识的发展。

宏观而言，对于某科技（或任何事物和观念），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毫无节制的采用，另一个极端是除非证明无害（如第三章描述，我们不可能证明“虚无假设”（null hypothesis），因此不可能证明无害。），否则谢绝不用。采取任一极端均不得体。当然，预警原则有其优点，例如提醒我们不可鲁莽，要“三思而后行”。

196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各布指出，所有的光明都会有阴影，所有的善均包含恶。

英裔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2003年评述反转基因风潮时，也有一番精辟的见解：

359年前，英国担心书籍会污染国民灵魂，当时英国国内正遭逢血腥的宗教战争，分歧的教义是导火线，因此书籍不仅污染灵魂，还使千万生灵涂炭；英国国会认为让书籍任意出版流通，会造成非常严重而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要事先审查。但是著名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反对：“假设我们能以此法除去邪恶，请注意，我们除去多少恶，也等于除去多少善，因为它们是一体的两面，除去一面就两面皆除。”

基因科学家的理性约束

把闪电当作天怒时，我们只能祷告；但是将它归类为电时，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

——语言学家早川雪，前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只要有新科技，总有人抬出“扮演上帝吗？”的口号抗议，也责难转基因科学家侵犯大自然的运作，是不自然、不道德的。

在美国，最有名的反转基因领袖是名嘴里夫金，他在1977年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谁可扮演上帝？》。许多科学家认为他是个自吹自擂的科学大外行，《时代》周刊称这位“俨然专家”为“科学界最痛恨的人”。

在欧洲，很多人认为转基因种子违反自然法则，卫教之士怒斥基因科学家侵犯了上帝的职权。

在日本，直到2009年仍没有种植任何转基因作物，日本消费者强烈抗拒转基因食物进口。因为日本的宗教认为人与人相关联、人与植物相关联、人与地球相关联，转基因则破坏此联系。

上帝（和大自然）通常是沉默的，谁可代表上帝发言呢？我们来听听梵蒂冈宗座传信大学教授鲍里斯（Velasio DePaolis）怎么说：“当你饱肚时，就容易拒绝转基因食物。”是的，饱食终日的人，很难体会三餐不继、营养不良的贫穷人的苦难。2009年梵蒂冈“宗座科学院”主办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年会，结论指出：转基因生物改善了穷者的生活，因此值得赞赏。

“绿色和平”吹皱一池春水

近几年来，全球反对转基因最激烈的，首推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这组织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台湾反转基因人士也常引述其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