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为什么没有在华盛顿共识推动之下发展起来？很多人会喋喋不休说出诸多原因：匮乏的物质资本、恶劣的商业环境和糟糕的治理、不足的人力资本和薄弱的吸纳能力、低下的生产率、不良的文化习惯(懒惰)等等。

然而，林毅夫和孟加，两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些陈词滥调，与历史和实践证据是相悖的。

他们二人的新书《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第一章《陈词滥调的言语暴行》中，从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人力资本以及低下的生产率三个小节，分别证实华盛顿共识关于非洲发展的改革方案是误导；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和差距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启动经济增长进程的障碍；幸好，在财政和行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的国家没有盲从华盛顿共识开出的、那个长长的被认定为经济增长发生条件的改革清单。

《陈词滥调的言语暴行》分为上、中、下三篇发布，本文为下篇，着重讲不良的文化习惯（懒惰）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由北大出版社授权bet365苹果版独家发布。】

【文/ 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林毅夫、孟加】

全面性的基础设施不足，加之人力资本薄弱，这样的组合使得诸多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发现了造成国家持续性贫穷的第三个因素：生产率水平低。由这一通行诊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需要提高生产率水平才会出现经济增长。

暂且不讨论这一诊断的正确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结论经常贯穿于经济发展的思想领域，有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德国工人也曾经被认为好逸恶劳

在德国经济起飞之前的19世纪中叶，英国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经常把德国人描述为“一群单调沉闷的人”(Hodgskin， 1820， p.50)。Chang(2007)通过观察发现：“‘好逸恶劳’经常与日耳曼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一位雇用德国工人的法国制造商抱怨他们‘想要工作时才工作’。”(p.169)

John Russell是一位旅行作家，在他的描述中德国人是“单调乏味，容易满足的一群人……禀性中既没有敏锐的感知也没有快速的反应”。这些经常令人联想到那些今天形容低收入国家中的人的说辞。Russell 坚定地认为德国人不接受新的思想：“让[一个德国人]理解一个对他来说全新的东西极其耗费时间，唤醒他追求激情也是难上加难。”(Russell，1828， p.394)

日本人被视为一个沉迷于努力工作的社会群体，而在此之前日本人也承受了类似的偏见。

Sidney Gullick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学者和传教士，他在日本居住了25年，他的著作《日本的发展》(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里讲到有很多日本人“给人的印象……是懒惰，对时间的流逝完全漠不关心”(Gullick，1903， p.82)。

《日本的发展》也曾认为，日本人懒惰，对时间漠不关心

Chang(2007，chapter 9)则指出，尽管Gullick对日本文化有着强烈的刻板印象，觉得日本人是一个“随和”、“情绪化”、“活于当下”的民族，并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代表亚裔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但是，这样的评论未免太过讽刺了。

在1911—1912年间，英国社会主义领导人Beatrice Webb曾经在亚洲进行参观访问，他不屑一顾地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显然没有教人去思考的意愿”，并形容韩国人是“1200万个肮脏、堕落、沉闷、懒惰和没有信仰的野蛮人，他们无精打采地穿着臃肿邋遢的白色衣衫生活在肮脏的泥土棚屋里”(Webb，1978， p.375)。

还有类似的故事，带有偏见地讲述了中国工人或者印度人——以及所谓的“印度经济增长率”。然而，有趣的是，当东亚经济体以崛起的发展态势还击那些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悲观预测时（1），文化论的观点再次抬头，开始用以证明其优秀的经济增长表现。

他们探究为什么韩国1965年的人均收入(150美元)约是哥伦比亚(280美元)的一半，而仅仅经过20年之后，1985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就超过了哥伦比亚(韩国是 2150 美元，哥伦比亚是1320美元)，或者，为什么美国的服装买家选择了韩国，而没有选择比较近的哥伦比亚，据Hofstede and Bond(1988)推测，这是因为韩国有更多样的选择、更好的质量、更低的价格和更可靠的交货时间。

他们还指出：“较好的管理显然是与此相关的，但这种解释未免太过简单，原因有二：首先，管理的质量取决于被管理者的素质；其次，管理的质量解释有赖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整个国家是如何全面形成比他国更好的管理的?为寻求真正的解答，我们必须考虑文化领域。”(p.8)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工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所经受的指责和怀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好莱坞的电影大片里，墨西哥人一向被塑造成懒惰的形象。人们在谈论中常常指责阿根廷人和巴西人所谓拖延的习惯，这也被认定是他们的国家之所以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长达百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主流且有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普遍将非洲工人描绘成因自己的文化选择而无法推动经济发展的形象。亨廷顿就创造了“文明的冲突”这一流行却充满误导性的概念，他认为文化差异是韩国和加纳经济表现不同的最重要解释：“毫无疑问，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但是……文化肯定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韩国人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则有不同的价值观。总之，文化是关键。”(Huntington，2000，p.xi)。加纳人有“不同的”价值观？难道他们都是挥霍、浪费、懒惰、蒙昧、混乱和违法乱纪的吗？

更有甚者，Kabou (1991)竟然声称非洲大陆持有不赞同发展经济的观念。同样，Etounga-Manguelle(2000)也认为：“非洲，缠系其祖先文化的所在，笃信历史只是在反复地重演，其对未来的担忧只是表面上的。然而，没有对未来的动态感知，那将是没有规划、没有远见、没有场景构建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不会有什么影响事态发展的政策。”(p.69)

如果这些观点不是经常出自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政治人物——他们的信念和行动往往会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动态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那么也就不值一提。

2007年，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成为国家元首之后首次访问非洲，他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做了一场重要演讲，其内容引发了争议。他说：“非洲的悲剧是非洲还没有完全进入历史。非洲的农民千百年来一直按照季节过着日子……除了时间的永恒延续，他们一无所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一切都周而复始，人类的冒险或进取的观念没有任何空间……这些人(传统的非洲人类)从未走出自己的世界，迈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