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建构的西方史学强大话语权，让《国王的两个身体》作为政治思想史经典的地位，被某些意识形态的蜘蛛网所遮蔽。《两个国王的身体》汉译本的问世，会让今天的读者通晓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

国王观念的永恒性

正当康托洛维茨的声誉重新鹊起之时，激进民主派的中世纪史学家坎托出版了近五百页的大著《发明中世纪》（1991），博得一时喝彩，连续两年重印。

通过讲述20世纪上半叶（1895年至1965年间）的二十位研究中世纪史的著名学者的生平和著作，坎托力图表明，在这些20世纪的史家笔下，中世纪文明的品质不再是19世纪的史家津津乐道的“浪漫激情”和“公社式情感”，而是信仰与理性的综合，圣徒和英雄人物的魅力型领袖才干（charismatic leadership），对文学艺术的形式主义态度，以及神性之爱和人性之爱等等。

在坎托看来，这些不过是那些史学家们的“发明”亦即虚构而已。坎托用看似平实的叙事包裹其笔法的犀利，据说，那些中世纪史名家们“纷纷倒在他的利剑前面”（all fall before his sword）——其中包括康托洛维茨。¹

激进民主的史学刚刚兴起时，坎托编写过一本中世纪史教科书（《中世纪史：一个文明的生与死》，1963），在美国的激进民主运动时期，此书两次修订再版（1968/1974）。《发明中世纪》出版之后，坎托大幅修改和扩充早年的旧作，更名为《中世纪文明史》，并称《发明中世纪》与此书是“伴侣卷”（companion volume）。

在时代的激进民主意识形态支配下，坎托从公民社会以及“坚忍不拔的爱”（tough love）之类的激进民主政治观念出发，来描述中世纪文明。² 显然，《发明中世纪》全盘扫除20世纪上半叶的中世纪史学，不外乎要为推进激进民主的中世纪史观铺平道路。正如后来斯金纳所说，以重塑史学的方式推行激进民主教育非常有效，而且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这让笔者想到，在我们的国土上，情形同样如此。

康托洛维茨如何倒在坎托的利剑面前？坎托不外乎说，康托洛维茨尽管是犹太人，却是个“犹太纳粹”（a Jewish Nazi），他的中世纪史研究与纳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坎托给出的证据大致说来有两条：首先，康托洛维茨所属的格奥尔格圈子是纳粹的精神楷模；希特勒当年读了两遍《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戈培尔也曾被这部传记深深打动。

康托洛维茨的终身好友、研究中古德意志王室的专家施拉姆（Percy E.Schramm，1894-1970）教授在二战期间充军，以国防军上尉军衔任职国防部，坎托据此把施拉姆和康托洛维茨称为中世纪史学界中的“纳粹双胞胎”。第二，康托洛维茨的史书仅仅关注帝王和帝国，一辈子都在为帝国命运忧心。言下之意，像坎托自己那样，关注底层社会结构的变迁、关注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乃至妇女和巫师的权利，才算得上政治正确的中世纪史学。

按坎托的逻辑，施拉姆和康托洛维茨在魏玛时期的史书宣扬中世纪的德意志帝王，应该对后来出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历史负责。坎托抹黑康托洛维茨，好些史学家忿忿不平，其实没必要。毕竟，激进民主的史学家们研究历史，一门心思为的是宣扬民主意识形态，从来不会有兴趣去辨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甚至还会罔顾史实。

1933年11月，康托洛维茨在法兰克福大学做过一场题为“秘密的德意志”的学术报告，公开与纳粹作对，堪称少见的头脑清醒而且有勇气。³ 他在演讲中说：

“秘密的德意志”的统治者刀枪不入，即便把他们的画像拖到街上、把他们降至市井水准、然后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血肉那样大加颂扬，也不能占有他们。（《秘密》，页80）

在场听演讲的学生中有纳粹愤青，他们听得出这话是在叱骂谁，从此便煽动学生拒上康托洛维茨的课。从言辞来看，这话的起因显然是，纳粹愤青把“秘密的德意志”视为崇拜对象，康托洛维茨则叱骂纳粹愤青把“秘密的德意志”“降至市井水准”，从而要与纳粹愤青划清界限。

“秘密的德意志”是格奥尔格圈子的别称，康托洛维茨的这句话证明，坎托说格奥尔格圈子是纳粹青年的精神楷模，并非瞎编。至于身为“秘密的德意志”核心成员的康托洛维茨，为何会如此愤然叱骂纳粹愤青吹捧格奥尔格圈子，这样的史学问题，坎托不予追究，也不奇怪。毕竟，他不会想到，纳粹愤青运动很可能与“无领袖的民主制”有关，而非与“领袖民主制”有关。

这里的史学问题首先在于：康托洛维茨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做题为“秘密的德意志”的学术报告。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纳粹高层人士喜欢格奥尔格，一直积极拉拢他，纳粹执政后，即送给他德国艺术院主席的头衔，还要为他的65岁生日做寿。

对于纳粹的拉拢，格奥尔格向来拒绝，1933年纳粹上台后，以民族精神担纲者自居的格奥尔格，干脆离开德国避走瑞士。显然，康托洛维茨在这个时候做题为“秘密的德意志”的学术报告，目的是向公众撇清，格奥尔格圈子与纳粹没关系。

进一步的史学问题就不容易澄清了：既然纳粹愤青喜欢格奥尔格圈子，难道这个圈子的精神没有法西斯主义要素？迄今人们还习惯于这样推论：既然纳粹愤青喜欢尼采著作，就说明尼采思想中有法西斯主义要素。康托洛维茨的学术报告能够澄清这样的问题？显然，比起康托洛维茨当时的语境来说，在今天的语境中澄清这一问题要难得多。⁴

康托洛维茨在报告中说，“秘密的德意志”这个称呼用于格奥尔格圈子，源于拉伽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一句话的启发。拉伽德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初期的一位东方学［近东学］专家，也是十分活跃的政治思想家，虽身为哥廷根大学东方学教授做冷门学问，却因大量文化哲学和政治评论而广有影响。他在一篇题为《论德意志帝国的当前状况》（über die gegenw?rtige Lage des Deutschen Reichs，1875）的文章中写到：

假定在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些密谋者（Verschworene），有一个秘密开放的同盟（einen heimlich offenen Bund），为了伟大的明天而思索、创造，在这颠倒的圣灵降临期间，尽管大众并不理解这一同盟，但是，凡认为这一同盟替他们说出了那不可言说之渴望的人，都应该会加入这一组织。（转引自《秘密》，页78）

在格奥尔格搞的一次内部读书会上，格奥尔格读了这句话，然后说，“眼下就有了［这样的］密谋者，最好不过的是，这样一个密谋已经起步”。⁵ 但第一个用“秘密的德意志”这个名称的并非格奥尔格本人，而是其弟子沃尔夫斯克尔（Karl Wofskehl）。1910年，此人在格奥尔格创办并主编的《艺术与最新文学之页》（Die Bl?tter für die Kunst und die neuste Literatur）上发表文章，称格奥尔格的诗是“秘密的德意志”。言下之意，格奥尔格的诗是德意志民族精神传统的象征，其圈子是这种精神的承载者。因此，康托洛维茨在演讲中说：

这样一个秘密帝国从未存在，却永远存在……谁有眼看，有耳听，就知道，几乎所有时代……在公共可见的帝国之外，另有一个德意志被赐予了存在与生命。（《秘密》，页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