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孟捷】

摘要：

当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区分为1.0、2.0和3.0三个类型，这一类型区分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加以定位的前提。为了发展作为市场经济3.0理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概念的重构。

列宁晚年提出，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为前提的，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又必须服从必然性即生产力的根本进步。将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有机地结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概念重构的前提。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市场经济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由之路，从而继承和超越了列宁。

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概括，即所谓“政治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则指向市场经济3.0理论的本质特征。

从市场经济3.0和1.0理论的差别着眼，可以建立一个批判地考察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坐标系。

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可以梳理出三到四次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另一种相反观点（即主张阶级斗争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是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主导因素）之间的对立。

这些争论中最早的一次体现在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封书信。19世纪末，针对第二国际普遍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也即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倾向，恩格斯写了五封书信，试图对这种倾向加以纠偏。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还探讨了国家的经济作用，提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有时足以使一国经济崩溃。

但总体而言，恩格斯的纠偏是不成功的，他对政治权力或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看法，虽然包含着合理的要素，但毕竟没有上升到概念的层次，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带来实质性影响。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是围绕十月革命的合法性问题而产生的。就此我们想多谈一谈。首先可以提到的是葛兰西，他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葛兰西当时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为《反对〈资本论〉与革命》，这篇文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葛兰西文选》中可以看到。

一方面，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实践上并不像第二国际的建制派那样，反对十月革命，而是积极地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在理论上，葛兰西又体认到，十月革命的发生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相矛盾的，对这种矛盾客观上需要一个解答。

葛兰西

葛兰西所代表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例如在1919年的《新青年》里，李大钊就曾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有两种彼此矛盾的看法，一种是将这种动力归于生产力，另一种则归于阶级斗争。显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基本接纳了后一种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在其晚年，对类似问题做了深刻思考。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提出了一个解答，这个解答可以概括为“列宁之问”，其中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偶然性组成的，不仅包含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发在落后的俄国，体现了这种偶然性。

第二，列宁问：凭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在从文化和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已经为他在这里谈到的“世界历史偶然性”提供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解释了偶然性何以发生，因而可简称为关于历史偶然性的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的理论。就主观方面而言，列宁早在《怎么办》里提出了新的建党学说。十月革命是在这一关于革命可能成功的“偶然性”理论的指引下搞成的，而不是盲目的暴动。

列宁

类似的，在中国，毛泽东同志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偶然性”理论。从他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

毛泽东最先是从下述问题开始的：在井冈山这样的地方搞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因为第一，帝国主义是分裂的，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分裂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继而由农村包围城市。从土地革命到抗战，他的这个战略判断得到了应验，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

但问题是，如果只有关于世界历史偶然性的理论，强调生产力归根结底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丢弃了。道理很简单，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因果性质的规律，代表了世界历史中的必然性方面。

作为理论家的列宁试图回应这个问题，他认识到，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一次平常意义的政治革命，而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则生产力必须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他那里不必是“事先的”，而可以是“事后的”，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先改变上层建筑，然后在生产力上再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在他晚年的著述里，反复提到在新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劳动生产率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如果说列宁之问试图在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两个不同的理论维度之间建立起联系，邓小平同志则在某种更高的层面代表了必然性的回归。这种必然性的回归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小平同志有两句话很深刻，第一，他说，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还不清楚，第二，他又说，社会主义的关键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小平的上述论断，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在陷于低潮后的沉思，另一方面他接过了列宁之问，即接纳必然性，并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提出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完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