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属于何种政治现象？有人说美国是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它越发显得不合时宜。它一直信奉法治，但现在却以无法无天著称；它是推动全球化运动的领袖，但它看起来总是搞单边行动。布什政府强调了上述某些说法，但如果说布什政府不过是脱轨常规，显然是错误的。美国法院就从没有国际人权的法理学；美国人仍在打着反恐战争（尽管可能已经不这么叫了），他们对国际机构的怀疑根深蒂固。

美国人在运用武力的问题上一直是个单边主义者。在人权问题上也是如此。只在它有权在批准文书中附加保留条件时，美国才接受人权公约。这些保留旨在否认国际条约对国内法律的任何影响。美国对国际人权法的承诺仅是如此：美国仅仅遵守那些内容与国内法所规定的内容相符的国际条约。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政治与法律现象构成了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不是正义，因为它反对中立视角。我们并不能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中推导出这一结论：适合世界其他地方的规则并不适合美国。这种主张不能或不应该引起他人的共鸣。缺乏共鸣是一回事，但不理解是另一回事。很多人认为美国例外论不过是帝国霸权关注于其自身利益的一种借口。其他人则回应这的确不是出于美国的自利。无论是或不是，关注自利并不能使我们触及问题的核心。早在美国获得新的、可能短命的超级霸权身份之前，美国例外论就已存在了。如果正义与利益都不能解释美国例外论，那什么能够解释？

美国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工程（project），它还是一种政治神学工程（project）。宗教在美国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说法并非惊人之语。美国起源于基督教流亡团体。美国革命在两次大觉醒^[1]之间发生并非偶然。从禁奴运动到禁酒运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政治中，基督教运动是最为主要的推动力。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基督教民族”乃是老生常谈。美国人常说“我们深信上帝”，可见宗教信仰对政治修辞的渗透何其深入，任何一个其他西方国家都无法如此轻松地接受。

关于美国教堂出席率以及宗教信仰的人口调查总让现代世界主义者（modern cosmopolitan）感到震惊。这些影响确实存在，但是聚焦于此会使我们难以从政治神学角度探究美国例外论。这与那些碰巧成为基督徒的美国人的庞大数量无关，而是与“基督教想象”如何提供美国政治信仰的深层结构有关。

如果美国治理的目的仅仅是要解决个体之间的协调问题，那么正义原则将是政治生活中的适当尺度。但美国人不是因为美国是达成其他某种善的手段而信仰它。美国本身就是可以取代其他一切价值的意义源泉。事实上，美国人在福利国家方面的发展可能很不充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政治首先是一种超验意义的事业。如果我们探寻的对象不是正义，而是意义的话，那么探寻的方式必须由政治学转换为政治神学。

现代政治学起源于契约思想，即社会契约。美国政治想象则起源于牺牲（sacrifice）。整个共同体都是从牺牲中产生，并以此维持。20世纪下半叶政治修辞上最为著名的就是肯尼迪那句“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在“新一代”美国人经历了两场战争，又深陷到冷战双方彼此发出的“同归于尽”^[2]的核战略恐吓时，肯尼迪向他们提出了上述问题。

再早一百年，林肯也对他那一代人发出了同样的号召。作为美国政治修辞中奠基性的规范表述，葛底斯堡的演讲从公民的牺牲引发出民族复兴的主题：“通过数百位阵亡者的牺牲……这个民族，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将获自由的新生。”林肯谈论的和《独立宣言》结尾处是牺牲这同一主题，即关于生命、财产和荣誉的“彼此宣誓”。在年轻时期，林肯就已经发现了美国这个政治神学工程的独特性，他呼吁以一种对“宪法和法律的崇敬”步入墓地，在那里有着革命战士们伤痕累累的身体，犹如承载着信仰的圣痕。林肯自己也成为了牺牲的标志，将法律与死亡联系起来。

这种对牺牲的呼唤并不是不合时宜的政治修辞。相反，它仍然是美国政治认同的叙事框架。当世贸双子大厦在9月11日遭受袭击时，数以千计的死者并没有被看作是一场大谋杀的牺牲者。相反，他们的死是对每个公民与人民主权关联的最近一次重复。主权者总可以要求公民牺牲；公民永远不能从这种随时可能到来的信仰检验中解脱。神圣的暴力，而不是个人的福祉，承载着这个国家的意义。美国人听到，并且愿意听到关于终极牺牲的豪言壮语：“通过数百位阵亡者的牺牲……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将获自由的新生。”时至今日，可怖的暴力都是在这种国家新生的观点之下实现。在这一次，暴力直指外部，但这也没啥，因为美国总是传递这样的“福音”：通过牺牲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