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王晋】

刚刚结束的土耳其大选中，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可谓大获全胜：不仅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过半的选票，而且也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团体。

在计票即将结束之际，埃尔多安发表的讲话中，有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今天土耳其给世界上了一堂民主课。”而后埃尔多安又信心满满地表示，土耳其应当“忘记紧张不满，同心携手面向未来！”

当地时间2018年6月24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民众发表讲话。（图/东方IC）

一、土耳其的政治身份传统

近代以来的土耳其，其实一直处在权力“分散”和“集中”的博弈之中，这种博弈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西方政治思想和土耳其传统的东方政治思想的博弈。而这又涉及到了土耳其的政治身份传统：究竟土耳其是一个东方国家，还是一个西方国家。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到2002年具有泛伊斯兰情节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土耳其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波，自己的政治身份也在政治变迁中来回摇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刚刚在土耳其国内树立自己权威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先后在1923年和1924年宣布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和苏丹制度。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威象征，哈里发长期以来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逊尼派世界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核心；而作为世俗权力最高代表的苏丹，也长期以来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权力根基。凯末尔此举，当时遭到了来自于土耳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团体的强烈反对。

在这些伊斯兰教士看来，哈里发制度象征着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因此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和苏丹制度，其实就是对伊斯兰的亵渎。但是凯末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伊斯兰教士的迂腐：哈里发制度本身就是伊斯兰神权和世俗权威的“合体”，并没有伊斯兰教士口中的“先进性”和“独特性”。

在凯末尔看来，想要树立新的土耳其身份，就必须打破伊斯兰教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干预，也必须打破个人政治的独断专行。因此当现代土耳其建立，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潮流，旧有的“哈里发”制度也就必须打破。

凯末尔资料图

凯末尔开创了一个世俗主义主导的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但是凯末尔明白，历史的影响仍然难以从土耳其人心中彻底消除，伊斯兰文化传统仍然可能会对现代化进程造成重大的挑战和影响。

有鉴于此，凯末尔主导下的土耳其政府，宣传“土耳其人”来替代奥斯曼帝国曾有的“穆斯林”政治身份，力主以拉丁文字母代替传统的阿拉伯语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在外交上，凯末尔提出了“和平国内，和平国外”的口号，最终放弃了对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土库曼人聚居区的领土要求。

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风雨之后，涅槃而出。

从凯末尔以来，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其实被两种力量撕扯。一种就是存在于城市精英阶层和军队的世俗的、西方的土耳其，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乡村和清真寺内，倡导伊斯兰的、东方的土耳其。

凯末尔的模式，就是宣扬土耳其属于“西方文明”，属于“科学的”“先进的”土耳其，以此与土耳其历史上的“东方的”“落后的”对比区分。而这种身份，其实构筑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基石，即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为根本点，将土耳其定位为西方阵营的一份子，谨慎地介入中东国家的地区纷争之中，在土耳其现代国家疆界内部构筑新的“土耳其人”政治身份。

凯末尔之后，土耳其政治制度逐渐形成了军队监督、多党竞争、司法和舆论相对自由的复杂体系，多种力量互相制衡，单独一方政治力量难以完全驾驭其他各方。即使是历史上多次土耳其军队干政事件，土耳其军方也难以单纯地通过“枪杆子”来贯彻自己的意志，仍然需要与司法机构、媒体和社会舆论合作，来打压国内可能出现的伊斯兰政治力量。

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之后，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才逐渐被打破。

军方受到了越老越多的政治阻力，埃尔多安以各种名义，将军队内部的司法体系拆分，并且以阴谋政变的名义打压了一大批军队内部异己；凭借2002年以来历次大选的高得票率和过半的议会席位，“正义与发展党”也逐渐成长为土耳其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影响力远远超越其他政党；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埃尔多安以“紧急状态”的名义，开始清洗司法、教育和军队中的异己，并且对于土耳其国内的反对党力量予以打压。

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让人想起来埃尔多安在2015年的谈话。

2015年12月埃尔多安在安卡拉总统府会见了一些农村领导人。在谈到总统制的时候，他强调，人们需要就此进行讨论：“既然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总统制，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放弃和逃避它呢？‘总统’这个事已经成为我们人民的清晰且强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