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王文】

过去十多年，笔者曾在近50个国家访学或调研，每每与当地学者、媒体、官员或青年人交流，往往几句话后就会陷入某种相似的尴尬：我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重新向对方说明中国，比如，中国是全球民族最复杂、各地文化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之一，五千年来中国文明在本土从未中断，人口总数相当于西方30多个国家总和的2倍，中国是过去30年从未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和平大国，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难完全消除对方对中国发展的不解、困惑、误会乃至恐慌！

类似的尴尬实际上折射了长期以来全球知识界、舆论界、政策界没有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残酷现实。非但如此，在一些国家，“中国威胁论”还此起彼伏、甚嚣尘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谭中先生在这本《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的导论中即指出的，“在国际上只有外国人在讲中国的故事”，造成了中国形象经常被歪曲。

从188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所著的《中央的王国》一书开始，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都被西方学术界“中国＝中央王国”的民族主义帝国式的深层叙事逻辑所垄断。这种潜在逻辑的阐述在20世纪中叶被视为西方头号“中国通”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论述中得以强化。他在代表作《中国：传统与变迁》第一章就写道：“他们自称‘中国’，意即‘中央国家’，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谓‘天下’，不过是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罢了。”在谭中先生看来，费正清“中国中心论”是当今国外害怕中国崛起的主要理论根源。而写“一本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好书”，正是谭中先生的宏愿。

明·四海总图

这也是我翻看导论后立刻答应为这本书写一篇长书评，并愿意尽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荐此书的初衷。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谭中先生的信任，让我有幸提前得到书稿。2017年春节，在他人过年的炮竹喧闹声中，我躲在东南亚某个小岛上静静地精读完谭中先生的大作，坚定了我先前决定的正确性。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一部重新评述中国文明史的传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之后能影响全球中国观的代表作。

本书的经典不只是源于谭中先生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理想，更在于谭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力，以及传承于其父谭云山先生致于推进中印友好、重塑东方文明的家学渊源。诚如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中印当代文化交流史是绕不开谭云山、谭中两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现在我敢说，未来的中国文明史的学术讲述文献中，或许也将绕不开这本《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

这本书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以一种久违的中国情怀告诉世人，中国故事要从中国历史的起源重新开始讲述。如果“中国是怎么来的”的基本认识都错了，那么就会一错百错，最后会掉到西方话语的陷阱里。

在世界上，大量对中国的讲述，无论是教科书，或是大学课堂，都是从China的中文含义“中国”即等于“中央王国”或“中央帝国”甚至“世界中心”开始的。这不只是对“中国”两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更是1644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对东方文明史的话语误导。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二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简称。若从“中国”一词的溯源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国”，即“京师”之意，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原来的京师丰镐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学者都曾考据过“中国”一词的来历，即“中国”的自称，是地理认识未达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100多年前，康有为曾解释道：“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章太炎则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称“中国”的还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阳。有类似这样的方位中心意识的还有巴比伦人、古埃及人、雅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