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文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下中国对自身的一个定性，字面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中国特色”与“其他各类”相对。

主要包括了三点含义：一、不是资本主义；二、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三、是和中国自身国情以及历史文化都紧密相关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

最初的叫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邓小平于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首次提出。当时的世界，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集团还阵容齐整，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也遍地开花，中国把本国的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的”，主要突出的是三点含义中的前两点，意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虽然在搞改革开放，但不要误会，并非要搞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却又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一样，是中国自己的一套，至于自己的这一套是什么，暂时“不争论”，所以用“有中国特色的”概而论之。

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名称整整20年没有变。这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东欧变色、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反观中华大地，也许正是因为披上了这个“金钟铁罩衫”，甭管什么主义，总之不受干扰地、一往直前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事情做对了，话语便主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上正式改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时过境迁，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变色，而社会主义中国却一枝独秀，于是原来的前两点含义不重要了，第三点含义开始突出，新的意思是：无论别的国家各自是什么主义，反正中国就是社会主义，哪怕全世界只剩下中国一个，也不会变，因为这是由中国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所决定的。

再过了15年，2017年的中国已赫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即将成为世界第一。从杭州G20到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短短半年多时间中国又完成了一系列角色变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全球化时代的新任领导者。站在这个高峰上一览众山，不要说曾经难兄难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就连一直被仰望的一众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已退居低处，而且个个问题缠身、前景不佳。进入这样一个新形势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已经脱净了刚刚提出时那种含糊其辞、莫衷一是、被动解释的应付，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独树一帜、当仁不让的气场。

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原来的含义肯定是变了，而且逐渐产生出一个理直气壮的反问：既然主要是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既然中国已不再需要某个社会主义模范去对照追赶，而当前的中国道路越来越被理解为是自身历史逻辑的演进结果，那何必另加特色二字呢？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今天日新月异的伟大实践难道仍要遵从传统理论的“字面”指导吗？中国不能与时俱进地开创一个自己的主义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出现呢？

一、问题的源头：西欧“资产阶级”

关于社会主义，也许一直都存在误解。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在19世纪中期，这个描述完全正确。在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崛起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前，世界的图景是很清楚的：近现代世界的主要面貌，是被西欧社会所塑造的；近现代历史的源头，就在16-19世纪三百年间发生在西欧的社会巨变；而这个巨变的核心部分，就是一个新的人群——非贵族出身的、需要自谋生路的、主要依赖于智力劳动的、凭金钱获得权力和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崛起。

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这个新兴阶级为了说明自身或调适自身而制造出来的不同理论。

关于资本主义，最简单粗糙的理论，就是“自古以来早已存在”论：即认定世界上存在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普世理性，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亚当·斯密）的天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此后，人类社会踏上了通向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伟大征程，旅途漫长而艰辛，英勇的“资本主义者”们（从巴比伦商人，经佛罗伦萨市民，直到鹿特丹和伦敦的资本家）一路披荆斩棘，移除了所有障碍和藩篱之后，终于抵达了今天这个光辉的彼岸。

而关于社会主义，开始其实也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根本差别在于，后来叙事人出现了变化，无产阶级理论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原来的资本主义宏大叙事之上另辟蹊径，新的叙事出现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劳动力商品化和阶级剥削等概念，然后将这个英雄故事解释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最后推导出结论：在“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强行改变生产关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宏大叙事，资产阶级理论家不以为然。熊彼得说：“一旦我们假定：第一、必要的工业发展阶段已经达到，第二、过渡问题能够成功解决，那么，社会主义行得通是不可能怀疑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也就是说，即使社会主义被无产阶级拿过去自己用了，资产阶级也仍然不排斥这个概念，它仍然坚信这不过是一个“阶段”的问题，一个“过渡”的问题。资本主义伟大历史征程上那么多的“阶段”都“过渡”过来了，还差这一个么？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一端，以熊彼得那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为另一端，思潮的光谱中间还分布有各种社会主义，如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尽管这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千差万别，但其根源却是一个，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运动”。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认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本质。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印刷工厂

二、最大的误区：西方中心的单线发展史

也就是说，首先出现的是被资产阶级理论家建构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谁创造出来的，也无论处在光谱的哪个位置，其实无不是从这同一棵观念的“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

直到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横空出世之后，真正的拷问才终于出现。因为这个新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宏大叙事的亲缘关系最为疏淡的一个主义，它已经不是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一起长在同一棵观念的“大树”上的枝丫，而是长成单独的一棵树。而随着这棵树自己越长越大，并在中华文明传统中发现了越来越多只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历史基因”，新的问题冒了出来：两棵树到底是什么关系？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清末民初时期涌入中国，是夹裹在进化论、“普遍历史”和单线发展史观等重大观念中一起来到的，天生带着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即使很多人争辩其对错，但却无力质疑其背后的历史哲学基础，由于很多观念闻所未闻，也只好抱着学习的态度接受了下来。此后虽然一直都有关于东西方文明到底什么关系的种种争论，但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最坚定的学者，也无力否定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普世性，默认中国在文化上属于“太阳没有晒到的幽暗所在”（梁漱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