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文扬】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中国思想”这一概念听起来有些生涩。在学术界，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等概念，但通常不会将中国的古代与现代合起来作为一个概念来谈“中国思想”。

而如果说“西方思想”，人们并不拒绝，也大概明白它指的是哪些东西。

其实，若比较“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前者还应该比后者更早就获得世界名声。因为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相遇的初期阶段，主要是“中国思想”冲击了欧洲社会，并刺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那个时候所谓“西方思想”还一名不文，若不是此后“西方思想”突飞猛进，不仅主导了全球而且建立了排他性的思想霸权，“中国思想”早应该成为一门显学。

可见，以某一文明之名命名的思想，与所属文明的强弱和运势密切相关，强势的文明必将释放出显赫的思想，反之，弱势的文明，其思想再丰富也不被人知。

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进入了又一个伟大时代，国家的运势、文明的运势，都显出蓬蓬勃勃不可遏制之气象。在这个时候，那个曾经灿烂辉煌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思想”，怎么可能不再一次复兴呢？

作为抛砖引玉之作，本文只是将“中国思想”作为整体做一初步的描述和简略勾画，并不试图详细给出关于内容的解释说明。针对“中国思想”这一概念的简略辨析，请见文末注解。

一、有影响无命名的古代时期

实际上，一整套只属于中国或中华文明的思想，在近代以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都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一直都对外产生巨大影响。

中华文明这棵大树从破土之初就发育出繁茂的思想之花，到春秋时期形成了一个思想发展的高峰，此后强烈影响并完全统治整个东亚地区长达两千多年，这无需赘述。

如司马迁论“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中国思想”这个名称，因为周边的蛮夷戎狄只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学习，并且作为至高无上的“天道”学问来全盘接受，自身并未产生出任何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其他思想，使得“中国思想”一直缺乏对应的“他者”，唯我独尊，也就不需要有任何命名。

其唯我独尊的程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历史上，即使异族靠武力征服入主了中原，也决不会同时伴随“异学”的入侵，而只会有更深入的“汉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思想”太强大。

魏晋时期，匈奴单于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一0一）。

羯族人石勒，“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之莫不归美焉。”建立后赵之后，“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晋书》，一0五，一0四）。

氐族人头领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 （《晋书》一一三）。

羌族人姚襄，“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姚兴，“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 （《晋书》一一六）。

同样的情况在此后的历史中不断重演，在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的时期，中国北方各胡族的“汉化”达到了最深的程度和最高的水平，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发展。

梁启超甚至认为，“清代学术”通过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达到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高度。“‘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清代学术概论》）

对于历史上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所谓“学”就是汉学，没有其他。自幼诵读诗书礼易春秋，粗通经纶名教之后，也像华宗夏士一样“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变”，“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在努力学习“中国思想”。而且只会担心学得不好，未得真经，绝不敢不以为然。

若当时的世界如果早有东西方思想交流，也可以肯定，“中国思想”也一定早早开始影响西方，并胜过“地中海思想”、“阿拉伯思想”、“波斯思想”、“印度思想”成为主导思想。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点从中西文明开始全面交流的早期阶段即可清楚地看出。

回顾历史，从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等耶稣会教士算起，大约有过先后长达两百多年基本正常的“中西会通”。

从“中学西渐”的情况看，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养蚕术、火药、罗盘等，经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大大改变了欧洲落后的社会面貌，也塑造了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的美好形象。所以传教士的来华，既是传教，也是学习。

随着耶稣会教士来华人数的增多，“中国思想”也开始成体系地传入西方。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杜阁等人，都曾深受中国哲学和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欧洲的宫廷里甚至一度冒出一批“中国趣味狂”。德国哲学家克林士伯爵写道：“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世界文明…这片国土上的伟人代表着一种比我们更高级的文化形态。”（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

“中国思想”的西侵，实际上成为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在宗教方面，来自中国的无神论，给了当时已开始衰亡的基督教以致命的一击。而在政治哲学方面，来自中国的圣贤学说，大力推动了欧洲各地的市民革命。当时的法国学者波提埃在《东方圣经》一书中说到：“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为激进。”（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再从“西学东渐”的情况看，尽管初期出现了“礼仪之争”，也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禁教令”，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和光学等近代科学，仍然逐渐被中国朝野广泛接受。在经历了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以及“康熙历狱”等风波之后，天主教也仍能在中国正常发展。康熙三十一年的“容教令”显示出中西两大文明越来越顺畅的互通互融：“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

不难设想，如果按照这样的交流方式和路径一直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徐光启式新人，将会很快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包括军事技术，不一定会发生颠覆性的、毁灭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孔飞力等美国汉学家的研究所表明的，中国开始应对现代化问题并进行现代化转型，实际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很早就已经自行开始了。

即使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后，两大文明相互尊重的态度也还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新教徒马礼逊牧师编纂了巨著《英华字典》，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向欧洲人介绍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就如同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总和一样丰富。”理雅各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来华，从1861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四书五经”的英译本。

但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曾经如此伟大的“中国思想”很快反被“西方思想”压倒了，不仅停止了对外传播，而且自身陷入了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