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国，刚开始不是学经济学。那时中国正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我就想到学经济学。一路学下来，学的理论就是市场、私有产权保护、民主、包容，以为这样就能把经济搞好。

但是后来，我的思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变化的诱因是清华大学让我开一门关于中国经济的课。

文一教授做客观视频工作室（图截自采访视频）

刚开始我不愿意接受这个课。谈到中国经济，就觉得中国经济数据不准确，好像都是政府造假做的。宏观经济学如果要用数据，就是GDP、通货膨胀率、投资、就业率等，往模型里一套，看模型能不能解释。中国的数据不准确，怎么能用模型来套呢？

但是后来因为学校确实需要这门课，我一下就想到林毅夫的书——《中国的奇迹》，他也送了我一本，我开始产生一些思想上的松动。林毅夫的书从具体的经济出发，讲到非洲独立、一系列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为什么在有的国家比较成功/失败。关于中国的经济奇迹，它讲中国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内生于一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有一个想赶英超美、急需工业化的战略，就需搞出一套体制设计，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来来为它服务。

我还是没有完全接受，但提出一些问题。在讲课的过程中，也读了一些东西，左派、右派都读，张维迎、周其仁、华生、温铁军的，我都读。都读了以后，对中国现实开始逐渐了解多些，但我还是觉得没法说服学生，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经济奇迹。

然后我在想，看看历史上这些发达国家当年怎么走过来的，也许有帮助。所以我开始读历史，如英国当年怎么产生工业革命的、美国19世纪怎么崛起的、日本怎么崛起的。但是，最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释英国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奇迹是没法理解的。

我们现在这套理解不管听起来多有道理，都是西方那套战后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我读西方理论发现，他们自己都承认，他们没法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那我就感到奇怪了，这么多年的研究，这么发达的经济体，社会提供这么多的资源，让经济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如果英国工业革命都没有搞清楚，那这个问题很大。

现在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最早由科斯创立，从制度的角度谈经济学。现在的代表人物，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他最著名的书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他把国家分成两种制度，一种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比如民主制，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反过来就是独裁，“攫取性的制度”。

他把成功的国家都列出来，说“你看，他们在政治上是包容的，因此经济制度也是包容的，因此经济就增长，就工业化”。他也把工业化失败的、贫穷的国家列出来，说“你看，这政治制度不包容，经济制度上也不包容，因此就是贫穷的。”其实，这是同义反复，因为他是按照一个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来定义包容的。

你想想中国，哪怕我们都不谈清朝、民国，即使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很多包容的因素。比如计划经济时期，给了妇女这么大的社会地位，强调男女平等；在农村提供很多福利，不管是敬老院、赤脚医生，还有扫盲运动。这些都是包容性的。

但是他们书里就不谈，他说“你看，《人权宣言》是有包容性的，私有产权保护非常好。”回答他“不对啊，你的这个《人权宣言》是保护谁的人权？”美国印第安人的人权没有受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前一两百年，一直屠杀印第安人，建国后一两百年继续屠杀。

再看英国，英国讲私有产权保护，也是一部分人的产权。如圈地运动，保护了大商人的产权。当时英国正在进行原始工业化运动，政府扶持纺织业。养羊生产这么多羊毛，要很大的地才行。哪里来的地呢？就鼓励这些商人把本来农民共享的公共用地圈起来。这就违背了农民的产权。

如果从保护农民的产权角度讲，法国的土地私有制度保护更好，但是恰好因为这一点，法国工业化的启动就远远落后于英国。这种抽象的所谓的私有产权保护、人权，实际上是不对的，它是只针对某一部分群体。

你越深挖越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受西方理论影响，哪怕是历史学家，还是没法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最后，我最后才真正要把中国的发展奇迹和工业革命套起来，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你解释了中国奇迹，同样的理论也能解释英国工业革命；反过来，要是这个理论真正解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也能解释中国奇迹。因为后发国家都是在复制历史上的工业革命，等复制完成以后才进入前沿，开启自己的更加新一层次的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