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也没啥反思。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国不败而败，中国不胜而胜，反思美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彻底失败，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之后，越南战争的失败，又加深了美国的这种印象。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致要点包括：第一，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不被某一特定列强独占；第二，不以军事方式直接介入中国内政；第三，尽可能维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被列强瓜分；第四，为达成这个目标，要尽可能为中国提供帮助，包括财政、军事、金融，但不包括直接出动军队介入中国内政。

很显然，美国这个对华政策框架建立在美国的亚洲政策基础上，而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基本框架也与对华政策大体相符，甚至说类似后来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不为过。这当然是由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居全球第一，超过了欧洲列强。但美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还比较差，到美西战争爆发的1898年，美国常备军的数量才只有26万人，最近一次的战争经验是南北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战略。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话说，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的既定策略就是在英国充当国际警察的国际秩序之下，韬光养晦，闷声大发财。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坚决不称霸，坚决不出头，坚决不主动参与当时在欧亚大陆愈演愈烈的列强争霸。

在这种不当出头鸟、只想搭便车的外交政策指导下，美国初步形成了其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一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已经大幅提高，但欧洲列强争霸仍然是当时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美国仍然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无意与列强争霸，尤其是无意与列强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

原因不难理解，美国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不同，传统欧洲列强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上，而美国则建立自身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基础上，所以，美国并不需要直接占领殖民地，统治殖民地人民，而希望殖民地能够保持基本的秩序和社会稳定，来为美国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

这也就是美国在当时为什么特别支持国际自由贸易、渴望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原因，这和前面有人提到的所谓美国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之类无关，而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决定的，美国不需要从殖民地直接掠夺，而是从所谓的自由、平等的国际贸易中掠夺。所以，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中的战胜国想的是如何瓜分战败国，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则高举和平的旗帜。只要和平竞争，和平稳定地进行国际贸易，美国就会越来越强大，这是美国当时的道路自信。

打个比方说，孩子上幼儿园，你的孩子在幼儿园是欺负别人的，你肯定主张孩子之间的矛盾让孩子自己解决，要是你的孩子是被欺负的那个，你肯定要求幼儿园和老师管管，家长也得管。

建立在这个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基础上的，则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始终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对日本在中国的蚕食鲸吞也睁只眼闭只眼，而且一度默许日本在不直接军事入侵中国的条件下，将中国变成其势力范围。因为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来说还只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的阶段，而没有变成现实，而日本则是已经成为亚洲强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中美贸易了。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一直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打，而且占领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区域，美国仍然无动于衷，反而继续向日本出售重要的军事和战略物资的原因。

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被迫改变其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开始援助中国抗日。但这主要不是因为美国人的道德水平比较高，而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国际战略仍然是欧洲优先，亚洲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所以，美国介入二战之后的反应是直接出兵欧洲，与苏联结盟，准备首先结束欧洲战争，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亚洲。

在欧洲战争尚未结束的这段时间里，美国不可能在亚洲战场投入更多，又不能让日本在亚洲全面胜利，那么，美国就只能希望当时拖住日本军队最多的中国战场，只要中国不投降，还能拖住日本，为欧洲战场和美国争取时间，就算是完成任务。所以，二战期间，美国愿意多给中国军事援助，也愿意给一部分经济援助，但没有能力直接在中国投入军队。

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美国给了委员长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这并不是美国对委员长个人和国民政府的支持，而是有目的的，谁在对日作战中表现更好，美国对谁印象也就更好一些。这也是抗战期间美国军事和外交系统始终有人对共军颇具好感的原因，史迪威甚至提出，要在远征军中编入几个共军师，美国的军事援助也要给共军20%。因为这样才能让美国的军事援助发挥出最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