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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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40年国家治理之道：坚持方向，混合至上
坚持混合型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价值体系是十分必要的。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满足了诉求的多样性。一个社会当中有左中右、上中下，再好的学术和理论也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诉求。而一部分人诉求理论极端化，就会导致理论崩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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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怎么能只盯着发达国家
学界对于“雅万高铁”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工并没有多少研究。这个大案例意味着，对于印尼这样的巨型国家，我们的知识尚且如此匮乏，对于非洲、南亚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我们的知识积累决不会好到哪去，而非西方国家已经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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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承诺是观察外交政策的大忌
“中国社会科学”中却没有“中国”这个本体论，结果一些人便习惯性地以形成于异域、特别是美国的概念、理论来观察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自觉不自觉地都是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看问题，结果美国无论干什么都是对的，其他国家都是错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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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开始怀念冷战，特朗普也只能跟着走
处于国内分裂状态的美国人开始怀念、感恩冷战了，他们发现冷战时期外部敌人是国内政治的“凝合剂”，因此今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才赤裸裸地将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将伊朗和朝鲜视为直接威胁。而到底是谁威胁了谁？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的重新团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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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包含哪几个方面？
新时代新挑战呼唤新思想，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强调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和社会建设方向。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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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两个一百年”，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
三百年来没有哪个重要国家是按照当时的所谓“主流”理论发展起来的。我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脱嵌”后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远离社会真相本身，而社会本身无比复杂，经济发展绝不只是“经济的”或者“市场的”表现，而是一套综合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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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是美国“封建制”结出的恶果
从最初13个州依据所谓习惯法的地方自治，到后来难于修改的联邦宪法，都是前现代社会或封建制社会的集中表现。在器物层面，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法律性的制度层面，美国却还带着无法抹去的封建制痕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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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流行，还不是多亏了美国智库会造词
过去30多年，很多人一直在按照西方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并企求改造中国，一直在“求变”，但变革到哪去了，方向其实不言而喻。比较政治研究发现，很多国家转型为美国式民主了，结果不是很悲惨吗？居然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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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港警入狱，英国法官安的什么心
负责此次判决的英国法官杜大卫，居然以“良善的愿望”为由而屡次轻判甚至不判以暴力方式冲击香港基本秩序的暴徒。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司法独立”旗帜下的“自由心证”？“心”是有政治属性的，当法官的“心”变质以后，“司法独立”岂不成了“司法独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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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这词满天飞，“选民不行”背后水可深了
大选之后，精英们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开始讨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把自己的观念称为“民主”，而把支持特朗普的称为“民粹”。在我看来，“民粹主义”掩盖了政治真相，是精英们自己制造的“我们”与“他们”的“想象”，是站在自己臆想的道德高地上去污名化民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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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民主”的死结何在？
张飞岸的研究发现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死结，相信其在政治实践上必定是灾难性后果。她说道：流行的自由民主理论事实上是为了遏制大众的利益，这个发现让我接近于愤怒，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虚伪，立志把它请下神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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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希拉里成了特朗普，美国大选的民调为什么错了
是谁搞出一系列“政治正确” ？当然是精英阶层，因此他们自然陶醉在这种语境中，以为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美国人的想法。相反，普通美国人采用的是“吾知，吾不言”式的策略。这让发达的、科学的测量手段全然失灵，有九成胜算的希拉里最终败于只有一成胜算的特朗普，整个美国精英阶层被打脸。[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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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政治要有认识论上突破
不得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领域似乎也出现了一种激进化倾向。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非常之低，中国的政治理论事实上依据的几乎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而且食洋不化，因此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至今仍在流行的话语和口号。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就是“去国家化”的“三化运动”：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治理社会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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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打破西方“指数霸权”了
西方学术界已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指数运动”，不仅给自己宣扬的某些主张披上了科学的光鲜外衣，也滋生出西方治理理论的“指数霸权”。12月5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制的《国家治理指数2015年报告》在上海发布，打破了以往西方指数唯欧美国家马首是瞻的扭曲局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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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的言论是如何产生的
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需要的不是口号式的政治动员，而是知识界的自我启蒙。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水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热衷的主义和口号虽然听起来调子很高，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却并无多大功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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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形象逆转与香港的沉沦
为什么香港人过去能安于现状，今天却开始仇富？其中固然有相对优势的丧失而导致的心理落差，也有全球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冲击而对民生的影响。但这些并不是最根本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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