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我的一部新著《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30年》。

我们理解新时代，要放到历史中去理解。中国道路经历了四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时期，第二个30年是建设期的30年，这两个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是改革30年，在本世纪第一、二个10年之交，进入新的30年，这是个“长的30年”，要延续到本世纪中叶。从四个30年视角理解新时代，有两个不能相互否定：一是革命的历史跟执政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二是建设的30年和改革的30年不能相互否定。

《中国道路辩证法》一书主要针对中国道路六个悖论，从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六个解答。其中一个悖论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

我们看到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对此理解很不同，建设时期，总体上是消除资本逻辑，在城市推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推行合作社，到“一五”末期已经建立公有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消除私人资本的任务终结，进一步在上层建筑中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开始承认私人资本的力量。

市场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一命题会导出一个关联命题，就是私人资本也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实行市场经济，意味着不但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还要承认私有产权。因此，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既保护资本又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逻辑。

这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区分二者界限？有不同的界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体制就是资本主义。更通俗一点说，要看这个体制是人民为王，还是金钱为王。新时代对于中国巨轮航向的一个重要纠偏，就是将中国体制进一步校准到人民为中心上来。

从这个逻辑来说，首先要承认和保护私人资本，同时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将私人资本的力量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引导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让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跟全社会追求人民福祉最大化的动机统一起来。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对于资本的有效驾驭。

资料图（图/东方IC）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需要既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又节制资本权力（power）。十九大报告在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可以总结出两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坚定不移是走市场经济道路、保护私人产权的决心坚定不移。进一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要求要推进完善产权制度的改革，是要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的现代产权制度，核心是产权保护。[1]第二个坚定不移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写入党章。

资本的权力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它是总体性权力，它能对其它类型权力构成支配性作用。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社会组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都可以操控。资本权力可以转化为各种表象，可以表现为颜值、权威、关爱等等人间各种美好事物。资本权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只要有商品交易就能发挥作用。资本权力还随着资本规模不断积累而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