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7日第7版刊发评论文章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展开了新一轮竞争。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变革的挑战，我国不应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应善于把握宝贵窗口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平台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推动形成对我国有利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展开了新一轮竞争。既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又保持国际金融竞争力，不仅是西方国家推动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目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需要重视的战略目标。我们应准确把握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演变的新特点，积极应对新挑战，努力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

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推动过三轮金融监管规则的改革，虽然改革的具体措施不同，但有一个共性，即通过“上传国内规则，推动国内和国际并行改革”，以达到既使其监管规则改革成本最小化、又避免在国际竞争中陷入不利地位的目的。经过三轮金融监管规则改革，美国将其金融监管的国内标准包装成国际准则，获得了巨大利益。然而，美国自己却没有如约履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协议，无论是巴塞尔协议Ⅱ还是后续的巴塞尔协议Ⅲ，美国都以各种理由延缓执行。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在巴塞尔委员会的话语权日益提升，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崛起，严重危及了美国原有地位，美国逐渐失去对巴塞尔协议Ⅲ的控制力。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改变策略，开始推动第四轮金融监管规则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一是从承认“母国监管”转为直接由“东道国监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母国监管”束缚，转而对其他国家金融机构进行严苛的“东道国监管”。二是从“事后监管”模式转为事前“压力测试”模式。对于大多数以传统“事后监管”模式为主的国家而言，这种新模式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最近，欧洲第一大全能银行德意志银行就是新旧两种模式交锋下的牺牲品。德意志银行的主要指标均满足德国和欧盟监管的合规要求，却连续两年未通过美国“压力测试”。三是从“主导规则”转为借助司法实施“长臂管辖”。“长臂管辖”是指美国利用其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用其国内法“管辖”其他国家经济金融实体。其中，反洗钱和直接制裁是“长臂管辖”的两件新武器。四是从强调“独立信息统计”到注重“微观信息共享”。美国于2010年首次提出在全球范围推行“从摇篮到坟墓”式的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LEI系统）。该系统是全球性开放式标准化的微观金融数据收集和共享系统，可能成为与巴塞尔协议比肩的国际金融监管基石。

（bet365苹果版注：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一个由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当局为成员的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讨论有关银行监管的问题。成员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巴塞尔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总部所在地瑞士的巴塞尔。被广泛视为银行监管领域的首要国际组织。）

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变革的挑战，我国不应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应善于把握宝贵窗口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平台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推动形成对我国有利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加强区域监管合作。美国、英国都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它们在金融监管规则演变中多次联合有其历史必然性。我国也应与诉求相同的国家加强战略合作，尝试以区域监管合作等形式，共同应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改革的冲击。

有效回击“长臂管辖”权滥用行为。从当前美国对外监管措施分类看，反洗钱、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监管合规等都有可能成为监管处罚的依据。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思想主导下，涉外金融监管领域摩擦恐将有增无减。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我国应从国家战略高度提早制定预案，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海外事务协调，统筹利用好国家司法、贸易、会计、金融等领域资源，做好大数据时代金融数据安全防范工作，对滥用“长臂管辖”权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市场LEI系统的构建。我国应积极参与该系统的筹备工作，特别是要参与各项细则的制定。一方面，应在规则制定阶段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各国金融当局的沟通与交流，通过本土金融市场LEI系统的建设，尽快弥补传统独立微观金融信息统计与现行宏观审慎管理之间的“信息缺口”。

（作者董小君、钟 震分别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