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发展与世界观演变

所谓的中西碰撞，以及“中国与世界”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是以周边为主的自然延伸，并且那时候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与主权、领土完整等相关的概念。中国原来也有与外族的领土纠纷和战争，或遭到外族的入侵，但19世纪中叶与西方的这次碰撞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次碰撞的结果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对西方列强又割地又赔款、自己沦为了半殖民地，而且从那以后中国节节走衰，面临着民族危亡甚至被叫做亡国灭种的危险，直到《凡尔赛条约》出来，才爆发了启蒙与救亡的“五四运动”。

其实还在五四以前，从龚自珍、魏源等开始，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去海外留学，孙中山等提出“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主要都是处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为了实现民族独立，早期志士仁人在救亡图存这一点上有很多是共通的。如此一步步走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1895年4月17日，中国清朝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中方全权代表为李鸿章、李经方，日方全权代表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从1919年五四到1949年建国30年，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或解决了“挨打”的问题。而我们被“老师”打，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真正是“漫长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最后一句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比较而言，十月革命只用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就取得了政权，法国大革命是五年，美国独立战争是八年。^[1]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站起来”中的救亡图存或“挨打”问题基本解决了。当然，为了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台湾尚未实现与祖国的统一)，我们在1950年代初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代中后期与苏联出现严重分歧，这些也都是“站起来”过程中必须要解决或确保的问题，不论事后看我们也被迫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保住主权独立的前提下，1950年代就开始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探索，目的是要解决“挨饿”的问题。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持续稳步发展，中国终于解决了“富起来” 的问题。这个“世界奇迹”的背后，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走向世界。

我们的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向狭义的西方开放。回想起来，1970年代末的第一轮改革和开放是学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匈牙利，接着是学日本、新加坡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但解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确实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如果再往前追溯，从1954年周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到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了具有我们特色的与战后广大新独立国家的交往交流。我们与战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只是建交，确实关系很近、很深，特别是1953年12月总理在京会见印度客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以至于1972年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亚非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2]

虽然真正把对外开放作为国策(和对内改革同时启动)，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时算起，但其实这一轮的对外开放，至少应该从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和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建交那个阶段就开始起步了。历史总是在波浪中前进，既有否定之否定似的“扬弃”，也有看得见看不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3]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改革开放到今年就正好是四十年了。我们解决了近代以来“挨饿”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人民“富起来”。“富起来”有好几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持续地高速增长，GDP 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仍保持在中高速。如果是丹麦、新加坡等比较小的经济体，保持高增长相对容易得多，而以中国如此大的人口、如此差的基础(毛主席和小平同志过去讲中国特色，很长时间首先都是说“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这么长的时间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几亿人摆脱贫困，这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脱贫。在英、法、德等先发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之初就像狄更斯小说所描写的城市状况那样，贫困人口更多了，恰恰是工业化进程加大了贫困面，“起飞”阶段很多人进了城，却沦为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那样的贫困人口聚居区，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或者这些国家成为了“福利国家”，或者大规模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比例。而中国是在起飞的阶段就使整个社会“富起来”，实现了“帕累托效应”，绝对贫困人口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大规模减少，即使在不断提高贫困线的标准的情况下，这一世界最大的减贫过程一直没有中断或减慢。^[4]

农村的脱贫可以说一年一个样、一步一扩展，一开始是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后来是整个农村，都基本摆脱了贫困。到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000万人，到2020年经过精准扶贫，不仅应该能够实现全部脱贫，而且从相对意义来讲，我们的城市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革，整体上不仅摆脱了商品短缺和生活困难，全社会也基本实现了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