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与国家》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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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亨廷顿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957年的《军人与国家》一直是军事政治学这一领域的经典。虽然本书研究的主题同亨廷顿后来的著作相比有较大的跨度，但在思路和方法上却表现出了一以贯之的连续性、超越意识形态教条的现实态度，以及从具有历史感的全面视野对社会各方面因素的相互影响进行观察。这在序言中就体现为亨廷顿对当时主流理论展开的犀利批判：

美国所流行的关于军政关系的唯一理论，只不过是从美国自由主义的基本教条中得出的一些令人困惑且不成体系的假想和信念而已。只有这样一些观念的集合是不够的，无助于理解许多重要的事实，且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形成于那些在当今世界已经颇为可疑的价值等级体系之中（页vii，以下引用均为本书边码）。

正是为了破除这些教条中形成的陈词滥调，亨廷顿提出了作为他这一著作基础的两个方法论假定。首先，假定军政关系在任何社会中都应作为一个包含了诸多相互依赖的组成要素的系统加以研究。其次，假定可形成一个标准以分析任何社会中军政关系体制增强或削弱其所在社会的军事安全的程度（页viii）。这两个假定，首先意味着军政关系不能简单地贴上某些标签进行理解，也不能纯粹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加以设定；其次意味着对军政关系的评价不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设定的主观标准，而是所在社会的军事安全这种客观的标准。亨廷顿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的命题：国家安全需要什么样的军政关系。

毫无疑问，在人类永久和平实现之前，国家安全离不开军事力量，而且一般而言需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也可能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为其强大且破坏国家现有的政制结构与社会秩序。“法律与城邦的守卫者，如果只表面如此，那么就会从根本上摧毁整个城邦，正如他们也掌握着使城邦得到善治与幸福的机会。”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得到体现，军事的基本规律要求专业化的军事力量，而当军事力量的专业化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时，那么这种力量就可能用于实现自身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因此，就需要对从社会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专业化军事力量加以有效而适当的约束，这种约束既不能使之变得孱弱，也不能使之失控。

“当我们选出未来的战士，并且以音乐和体育来教育他们，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别的目标，而是让他们如同被染色一般，以最佳的可能方式来接受我们的法律。”在各个社会中，这种约束普遍同文官政治的运作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军政关系。

军政关系的表现，简而言之，即文官政治如何吸纳并控制专业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展开的话，则可将军政关系视为一个综合性的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包括军事组织在政府中正式的、结构化的位置，以及军事集团在政治与社会中全面的非正式角色与影响，还有军事与非军事集团的意识形态特性。

军政关系的体系，也就成为国家军事安全政策的基础。从制度层面来说，该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军政关系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以最小限度牺牲其他社会价值的成本来最大化军事安全的收益。

亨廷顿（1927-2008）

亨廷顿对于所提出的核心命题的回答，首先立足于对军事职业的界定与理解。亨廷顿强调将“军人作为职业”，其视角是在马克斯·韦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职业社会学而非涂尔干理论中包括所有行业的“职业团体”，将军事职业同法律职业与医疗职业这样的现代化职业团体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与社会分工中所形成的其他行业加以区分。他在此讨论的职业（profession）具有服务社会的“更高天职（higher calling）”，能够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使命（vocation）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专业能力（expertise）、责任（responsibility）与内部团结（corporateness）（页8）。

从这样的职业标准出发，军事职业以“对暴力进行管理”（the management of violence）作为其独有的专业能力。不具备这种专业能力而仅仅在军事组织中工作、提供其他辅助服务的人，则不属于军事职业。“对暴力进行管理”的独有技能来自于通识教育基础上进一步的学习与实践，这一界定使这种技能既不是通过机械劳动掌握的手艺，也不是来自于天赋的艺术（页13）。

这种对职业范围的界定，类似于在法律职业中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与司法辅助人员，或律所中的律师与秘书、信息管理等后勤支持人员的区分。而对技能性质的描述，也正类似于法律理论中将司法所依据的技能界定为“技艺理性”而非“自然理性”这一学术脉络。法律理论语境中两种学术脉络的对峙，分别意味着法律职业借助于传统强化自身作为一个独立集团的垄断权力，抑或政治权力作为变革力量来建构更符合外部社会需求的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