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放缓是今日中国的核心问题。就国际比较看，自2008年以来全球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其表现还是不错的，不仅远超发达国家，也比发展中世界的平均表现要优异。只是，作为一个后进发展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其特殊的严重后果，简言之，一是社会发展势必随之放缓甚至乎局部性倒退，另一是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压力的凭借势必削弱。这两者都是隐含着颠覆性风险，而不是很多左翼力量所期盼的回归或朝向社会主义的变革。从历史比较看，今日的经济增长放缓，远比之前1979-81年、1989-91年和1998-2001年的三次经济下行要严重，大有可能是持续相当长期间的趋势，而官方的经济决策也是建立在这个偏向悲观的判断之上的（例如前此登载于《人民日报》的所谓权威人士的“经济增长率L型趋势”判断）。

如何理解经济增长放缓的因由？或许可以按照附图的框架展开分析和阐释。分析的起点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即，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是生产性投资停滞，这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自2014年以来愈趋严重。投资增长率急剧下降，一方面在即期需求上制约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使得生产能力扩张和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在长期供给能力上制约经济增长。与此相关联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在总量投资停滞的同时，国家投资其实是大幅度增长的，意味着停滞的是占总量主要部分的非国家投资，进而又意味着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运作逻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利润导向的市场原则（甚至乎资本主义原则）所主导，至少是在客观条件允许而国家-社会却没有充分抗衡这个运作逻辑的情况下可作如是观。

附图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生产性投资尤其是非国家投资出现停滞的趋势？已有文献的种种分析，大致上得出两种解释，一是产能过剩论，另一是利润率下降论。

产能过剩论的根据和道理好像不难直观判断。诸如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的产品滞销、工厂停工等情况，都能见于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最关键是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拖累了一系列相关行业。投资的成果于是只能作为库存囤积起来，从而，即使是并非利润导向的国家投资也是难以为继。当然，这些行业的萧条是因为市场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欠缺社会需要，毕竟今日中国仍然大有推进城镇化的空间，仍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进城、需要城镇住房，只是房价太高他们购买不起而已。而社会需要与市场需求相矛盾，是典型的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消费不足，再次显现出市场原则主导了中国经济运作，以及国家-社会的制衡动力或能力不足。与此同时，就道理而言，消费不足论却是有其内在问题。在整体经济层面，作为总需求的构成部分的消费（以及净出口），与投资未必是单向的因果关系，从而在动态意义上产能过剩概念未必成立，或至多只能作为有待揭示其成因的事后结果。

利润率下降论或许是较有理论和现实根据的解释。逻辑上，正如前述，增长停滞的主要是非国家投资，而非国家投资显然是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另外，这里所要解释的是生产性投资停滞现象，因此，利润率下降论的探讨对象，是生产性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对比）的相对利润率。已有的种种解说，大致上可以分为租金侵蚀利润、工资侵蚀利润、以及资本与产出的比率上升三类。

租金侵蚀利润，指的是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导致非/反生产性的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这种认识来自凯恩斯经济学。其现实体现，首先是从房地产到股市的大膨胀和剧烈起伏波动，而这又牵连到生产性企业的深深卷入投机活动，还有国际热钱的进进出出、追逐短期利润的国内资本的外逃等等。形成这种状态的机制，是中国金融制度中抗御金融化的两道防线的失效，即银行部门与证券市场的区隔或已崩溃，以及跨境投机资本流动的管制漏洞处处，归根究底应该有强烈的政策导向原因。

将利润率下降主要归因于租金侵蚀利润，意味着生产性部门本来并没有大问题，这个判断的现实根据颇有争论余地。以工业代表生产性部门，按照官方数据，其利润率在经济金融化大跃进之前其实并没有显著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直至2008年还是趋于上升，在2011年之后才明显趋于下降。对此，已有文献确实很有分歧，存在一系列重新估算利润率的论著；因为理论框架和估算方法的差异（关键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范畴建构出来的利润率概念与以价格计算的利润率如何对应问题），得出很不相同的结果。本文不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将之留给相关学者继续争论；相信，无论怎么争论，都不可能否认租金侵蚀利润具有很大程度的现实真确性。

工资侵蚀利润是相关文献的主流看法，其现实根据，是自世纪之交以来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人均产出的趋势，使得总产出中的工资份额趋于上升，也就是利润份额趋于下降。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是“刘易斯拐点”说，意即过剩劳动力的耗尽使得工资必然上升，其隐含前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铁律理论（即在纯粹市场环境中收入分配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其引申涵义是工资提升不能超过铁律的容许限度，不能快于生产率提升，否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二是“工资挤压利润”说，意即收入分配取决于社会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劳工战斗性/维权意识的高涨使得收入分配向工资倾斜，这是新李嘉图经济学；考虑到工资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基础，如果前面所述的消费不足论有其现实根据，则这种分配倾斜可以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

三是“工资侵蚀利润仅仅是表象”说，即，工资虽有增长，工人的生活成本上涨更快，也就是说生活成本上涨并没有反映在（计算实际工资增长的）官方消费物价数据上；而生活成本尤其是城镇居住成本上涨，其实是金融投机活动的结果，这又是回到凯恩斯理论的“租金侵蚀利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