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电影《秋菊打官司》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这种热度至今不减，“秋菊”也成为社科法学研究范式中的“常客”。2年前，冯小刚执导一部与法律有关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尽管票房不错，但在法学界的影响可谓雷声大雨点小，鲜有人关注。

《秋菊打官司》以朴素的风格去说一个看上去很真实的故事，它让我们淡淡地想起了法律；“秋菊的困惑”有一个清晰的问题意识——在现代法治与“本土资源”相遭遇的“下乡”过程中，官员、乡村长老（村长）、老百姓该如何自处，法治如何建立。《我不是潘金莲》自始至终都在有意地蹭法治的热点、有计划地针砭时弊，但主旨并不那么清晰，没有引出多少学术上的思考，整部影片给人的感觉就是“李雪莲”的困境是无解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本文无法对所有法律问题都有所涉及，仅仅关注“李雪莲式”的困境到底应该如何解决。

艺术与现实：电影叙事逻辑的断裂

电影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一方是女主角李雪莲，为单位分房和生二胎，她与丈夫商量假离婚，不料丈夫假戏真做，李雪莲要求法院先判此前的离婚无效，给她复婚，然后再判离婚；另一方是各级官员，但法院、县长、市长都无法满足李雪莲的这个“无法律依据”的要求。李雪莲认（死）理，不断上访，最终在中央首长的压力下，省里罢免与此相关的各级官员。

但是李雪莲又对前夫的一句“我看你是潘金莲”耿耿于怀，继续上访，新任的各级官员一改此前的推诿态度，“积极”地通过攀亲戚、送温暖、监视看护、帮忙找对象、进京接访等方式去平息李雪莲的缠访缠讼。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源处理李雪莲问题，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最终李雪莲前夫的意外死亡才终结了上访，此时李雪莲只是因为认命而停止上访。

影片花了很多笔墨去细致地描述各级官员的处理措施，但是似乎又缺少了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个细节发现这种有意无意的缺失。

李雪莲在连年上访无果后，在一次与牛的“交谈”后想通了，决定不再去上访，但是官员们却将此当作玩笑和戏弄。天赐的良机丧失，上访和官员围追堵截的死循环重新开启。的确，在正常人眼中，听了牛的话看似不可理喻，但是在李雪莲的生活中，这并不荒唐：影片中李雪莲真正的亲人很少，除了不愿为她杀人的弟弟外，关心她的人就只剩下各怀私心的屠户和厨师；家里除了她之外唯一能“说话”的就是牛，对于这样一个孤独、执拗的农村妇女来说，她听了牛的话并不稀奇。

《我不是潘金莲》海报（图/东方IC）

然而，法院院长、县长、市长都无法理解李雪莲的辛酸泪，而将她的话当作谎言和荒唐语。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电影的漏洞，实际上，一线的基层官员一般都可以理解，李雪莲听从牛的话不上访，比写书面保证书更可靠。如果说电影所展现的官场百态很写实、很走心的话，那么此处更多是艺术处理了，故意将官员描写得如此“不接地气”，以便为后面的情节做铺垫。

当然，小说也好，电影也罢，并非一定要写实。但我们须明白，电影所构建的看似逻辑严密的故事叙事在此处是断裂的；放在中国现实的基层政治中，大多数上访、无理上访、缠访缠讼在此时是可以终结的。在党和国家要求的官员伦理中，践行群众路线是基本的要求，官员对其直面的老百姓的事情可谓是了如指掌。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尽管影片多次呈现了基层官员的“走心”拉拢，但我们很容易发现这套运作中有意缺失了很多角色：李雪莲的父母、拐弯村村干部、李雪莲的大儿子（李雪莲后来所说，她当初假离婚也是为了生二胎，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般是第一胎生儿子不许再生二胎，由此推断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正是这些未被影片关注的“不在场者”，才是经典群众路线实践和维稳工作中的关键。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确可能不让孩子出现，但是在劝说李雪莲和前夫时，完全应该搬出他们共同的儿子，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的事情。可偏偏影片中的官员都不会，王公道七拐八弯地认李雪莲为“大表姐”，却不知道大表姐与前表姐夫有个共同的儿子。这是很荒唐的，我们无法认为这是基层官员的真实写照。当然，电影需要艺术加工，可以省略，可以夸张，可以写实，也可以魔幻。但是，如果我们要将电影反映的现象直接拿来分析现实、针砭时政，则一定要区分出艺术表达与现实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