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宋亮】

“年关难过”，年根底下也是各种矛盾问题容易激化的时期。近日，某国内重点高校的博士生在河中溺亡，据警方初步确认为自杀。而其女友在媒体前表示，该博士生的自杀行为和导师施压压力过大有关。

近年来，此类由于和导师关系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悲剧时常见诸媒体。这起事件，再次让高校研究生的“师生关系”，更准确说是“导学关系”（导师-学生关系）成为热议的话题。

对于研究生群体，“导学关系”紧张往往伴随着一些恶性事件，以极具争议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一再冲击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认识。但是，每当面对媒体呈现的导学关系画面，和导师、学生不同群体视角的吐槽时，我们时常在思考，现在高校的“导学关系”到底怎么样？问题究竟出现在哪？

导学关系无疑加重了博士压力（资料图）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研究生

在很多导学关系问题中，导师批评学生的角度往往是学生的科研专注不够，缺乏坐冷板凳的韧劲。在某个知名学术类公众号的一篇高浏览量推送文章中，数位导师列举了对于当下导学关系问题的这一看法，集中的焦点便是学生缺乏学术研究的精神、工作态度不端正、过于急功近利等等。而这也正是近年来研究生扩招、就业形势严峻、各专业收入差距加大等社会大趋势映射到研究生群体的“集体症候群”。

究其原因，首先不得不说，“博士”作为学术头衔已经被高度异化了。在中国社会“博士学位”除了“在某一领域学术能力的认可”这一天然属性之外，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社会属性。一顶博士帽，除了它所代表的专业学术能力以外，“收入的增加、就业平台的提高、行政职级的提升、被人才引进的机会”都会成为部分学生选择读博的动机。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可否认，有部分读博动机并非是为了学术研究本身。

相比于笔者曾经调研过的美国几所知名高校，学生读博的学术导向明显比国内的高一些。而在美国，一般只有选择以学术为职业或者是对于某一领域极其有所追求才会读博士。而由于社会多元和Gap year等弹性学制，学生可以有充分的机遇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并选择深造与否。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绍斯塔克在采访时就表示，“生物学研究不是高收入的工作，如果是为了收入，那么在我的实验室做研究方向就是错的。”

我国已经开始在专业硕士教育之后，开始在硕士教育中区分“学术型”“应用型”，但是博士教育仍然是“学术导向”，几乎所有大学博士教育的培养目标都是具有学术能力、能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未来学者”。然而，就目前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来看，相比于“对口”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需求，博士是高度“产能过剩”的，向产业界分流是必然结果。

但是，数年下来，学生在报考时，很少有根据自身职业规划选择类型，而部分学校在进行录取时，只是简单地按照考试成绩进行分类。大部分导师对于专业型和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区别并不清楚，很多高校对于导师也缺乏分类培养意识的培养和引导，在教育过程中往往都是“一视同仁”。

其实，学术志趣很难甄别，因为在选拔的时候，任何考生都会为了博得考官好感而更倾向于把自己表现成录取期待的未来学者。而且，越是社会阅历丰富，越能“你们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哪怕他没有”。而大多数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选拔，以一张考卷为基础，以面试做辅助，这些保证了知识水平公平竞争的同时，却在“深造动机”的遴选上基本失效了。

社会的畸形需求、博士就业的岗位稀缺和改行需求都造成读研动机不纯。一个并非为了学术而读博的研究生必然与“以学术为业”的导师在价值认识层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为将来的导学关系埋下隐患。对于这种以“镀金”为主要目的的博士生，现在的研究生招生机制是否能够将其拒之门外？

功利心，虽然无可厚非，但已经是未来导学关系的定时炸弹了。

升学惯性后的“原力觉醒”

当然，对于学生而言，并非只要怀着一颗纯纯的学术之心，未来的导学关系就会一路风顺。

对于研究生而言，还有一关是他们绕不过去的——就业。相比于欧美学生选择读博的动机而言，中国学生往往更加囿于“升学惯性”。研究生升学的过程中，特别是保研的学生，往往是因为自己的学分名列前茅，按照师兄师姐一贯的“升学路径”，并非是对于自己所选择学术领域的热爱，或者是对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定位。

同时，“社会引导”也起到助推作用，在国人普遍的认知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还很严重，往往认为“读研”比“工作”是更好的出路。比如时常见于媒体的“XX大学最牛寝室”，是因为寝室全都考入名校的研究生、出国留学，而很少见到有高校以某寝室就业单位优秀而被作为“最牛寝室”，就更不用说中国家长们更以自己孩子能去名校读博而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