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香港屡屡错失科技发展的机遇

华为最初做交换机，是代理一家香港公司的产品，但赚钱后就大量投入研发自己的产品技术，而当初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现在早已经无人知晓了。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兴通讯还是中兴半导体时，是与两家香港资本的合资企业。该公司在最初开发出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赚取极为丰厚的利润后，两家港资与经营者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港资力主把利润尽快分掉，而以侯为贵（时任中兴半导体总经理，前中兴通讯董事长，现已退休）为代表的企业经营者，包括大股东，都强烈支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

最终，双方彻底闹翻，这种局面逼得侯为贵竟然带领全体员工离职，成立集体所有制的中兴维先通，再回过头来与港资已经撤出的中兴半导体合资成立中兴新半导体，由后者再发起成立中兴通讯。由于这个过程如此复杂曲折，大众至今都搞不清中兴到底算国企还是算民企。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兴、华为这两家中国通信业的国际巨头在发展初期都存在港资背景，但为什么那些港资却都没有将产业升级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层次呢？本来深圳的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今天的位置，是有历史的可能性被两家香港公司占据的。

毫无科技创新梦想的香港资本

香港资本最初到内地，特别是广东一带，很多是在做初级加工业。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企业家是典型的代表。李嘉诚最初是靠生产塑胶花起家的。内地刚刚开放时，有大量香港资本抓住机会在内地开厂，从香港拿定单，交到内地的这些工厂生产。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这一类企业今天依然大量存在。但是，内地（特别是深圳）经过几十年发展，现在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一些巨头甚至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港资起步更早，却至今几乎见不到有技术含量的研发型企业。

深圳大学1983年刚刚建立时，还是一所三流甚至四流大学，而当时香港就有好几所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高等院校。香港绝对不是没有实力，更不是没有条件，历史机会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当年香港真的有心，形成“香港研发、深圳东莞生产；香港总部、全球市场”的模式，近乎是完美的历史必然。但很遗憾，这个局面没有成为现实，几乎一个个案也没有。原因何在？

有梦想才可能有现实

美国励志作家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1883-1970）的“成功学全书”是从香港传到内地的。他的理论原理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有梦想未必能实现，但没有梦想肯定不会有现实。

真不知道香港同胞们自己有没有认真看过希尔的成功学著作，他们内心深处和骨子里就认为，华人公司在技术上绝对不可能超越欧美公司，甚至跟随紧一点都不可能，想都别想，更别提去做了，顶多只能做些加工赚点辛苦钱。这就是当年香港资本在中兴和华为发展的一开始就与它们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所在。

事实上，如果当年中兴的两家香港投资方不离开中兴，就算他们坐着不动，什么事都不干，今天的香港都有资格在全球通信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中兴则很可能会在香港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研发中心。不是没看到通信业的机会，不是没看到整个中国的市场需求，否则他们当年就不会投资中兴了。

但当他们的投资在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后，怎么会不是兴奋地选择追加投资占更多股份，而是不惜闹到与被投资的企业当面拍桌子，也一定要失去继续获得更大成功的历史机会呢？那需要令人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能做到？

如果已经投入中兴的资本在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后都会坚定不移地退出，就更别提去假设当年与华为合作的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会投资华为，然后与其一起成长了，但为什么就绝对不可以？那家公司应该在合作中充分地看到了华为的市场能力，华为要想更大的发展，该公司把自己从华为身上赚的钱返还一点点作投资，为什么就绝对不行？但如果认为华为绝无可能成长为国际级的大公司与欧美公司竞争，那一切就都免谈了。

为什么李嘉诚的投资也回避科技创新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香港同胞这么认为还说得过去，但李嘉诚之子李泽楷1999年通过电讯盈科以220万美元购入腾讯20%的股票。时隔不到两年，李泽楷将腾讯股票以1260万美元卖给南非的MIH控股集团。

当时的电讯盈科现金流其实非常充足，手持现金逾10亿美元。如果他们不退出，现在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亿人民币以上，比整个电讯盈科现在的市值还要高，相当于李嘉诚最近卖出的香港中环中心价值（总价402亿港币）的几乎六倍。当年那个投资退出还算是赚钱的，但他为什么在那么早就抛掉一个如此之好的股票呢？

李嘉诚的投资哲学是“不去赚最后一个铜板”。有时最后一个铜板真的并非“显得”或让人“感觉到”是一个铜板，而看起来像是一块金砖。因为在基数是10块钱的时候，就算增长一倍也只是赚10块钱，而基数在10个亿的时侯，即使增长10%的“小铜板”，利润也会是1个亿。所以，越是到最后濒临崩盘的时侯，再多守一小段时间的利润预期就越大，但这样一来，往往最后因追求看起来是大金砖、而实际上是小铜板的小利而套死在山顶上。

因此，李嘉诚的投资哲学真的是很高明的。但是，腾讯的这个项目在其抛出后又增殖了千倍以上，显然后面真是一个大金库而不止是一块金砖丢了，前面赚的却真的只是一个铜板。

客观地说，当年李泽楷抛出腾讯股份的时候，时间上正遇到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如果有大环境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香港楼市的泡沫也破灭过，并未见李嘉诚慌张，他可是经历过无数风雨、见过大世面的。如果不是坚定地认为腾讯绝对不可能成长为国际级的巨型科技公司，李泽楷的团队怎么可能会将自己最初精准看好的筹码这么早就抛弃掉？

李嘉诚现在抛掉了内地与香港上千亿元的资产，作为商人，高抛低吸这无可指责。他对看好了几乎一辈子的房地产前景变化敏锐的商业嗅觉依然令人崇敬。2017年11月1 日，李嘉诚名下长江实业集团发布公告，以402亿港币出售香港中环中心，创造了香港物业交易最高记录，此事引起媒体一片关注。相信他作为该领域长袖善舞的精明商人，该交易是经过精心计算后的作品。

问题只是，为什么作为香港最杰出代表的商界精英，不会想到借助现在创新的热潮大量投资于中国人的科技创新企业，而是要把变现的大量资金投到英国的水、电、天然气呢？这些基础性的资产就算有增殖能力也不太可能很大。客观地说，李嘉诚家族算是香港商界里努力尝试和投资新兴科技最多的企业之一，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和突破，已经是香港商界努力自我超越做到很极致的。即使如此，他也依然不认为整个中国的科技创新浪潮是他应当努力去重点抓住的战略商机。

如果只是李嘉诚一个人这么认为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要求人家李嘉诚和他的家族什么事情都要做，并且都要做成，更不要对李嘉诚任何合法的抛售投资行为有任何不当地非议，其实这样的指责是太过高看香港资本在今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了，虽然其曾经在历史上起到巨大作用。当年中兴如果不是下那么大决心与投机性的港资坚决分手，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现在内地一些城市让人头疼不已的土地财政问题，别忘了始作俑者就是香港。带着这种深厚基因的投机性港资，其价值是正面还是负面真的已经很难说了。

“殖民地思维”作崇

现在唯一需要讨论的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香港资本始终与内地近几十年逐步加强的科技创新热浪“绝缘”？请读者认真品味一下“绝缘”这个词，当年真的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有大量机会早就已经握在港资手上，真的是港资自己坚定不移地绝缘掉一切与科技研发有关的商机。这种“坚定不移”是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直到今天，在珠三角依然存在大量港资企业，眼睁睁看着身边不断兴起的中兴、华为、比亚迪、大疆等成功的科技企业榜样，却还是永远坚守“初心”无动于衷。为什么呢？这才是香港需要认真深入反思的问题。

当然，香港还是有像曾宪梓先生创立的金利来这样难得的、一直持续追求品牌和品质的做实业者，但香港绝大多数企业在科技甚至品牌上的确都不曾用过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