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老龄社会压力，以及经济的高杠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解决养老金短缺的问题？近日，《华夏时报》一篇将住房公积金与职业年金、长期护理险等补充养老保险的报道引起了热议。文章认为，不管是向养老保险还是向长期护理险等领域划转，住房公积金都是要动用的。

不过，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的2016“世纪中国论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姚余栋则给出了另一个解决之道：“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

他认为，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超老龄社会，养老金融是解决我国养老资金缺口的重要手段，养老金的投资转化为长钱是中国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或者是主要来源。

姚余栋在演讲现场

而个人所得税改革则是其中的关键，“是点燃这个天雷地火的关键环节”，他表示，这样可以把老龄化去杠杆和个税改革结合起来。

他指出，个税改革如果在加入老人赡养抵扣，房子按揭抵扣，教育抵扣之余，再加入个人养老账户的税前抵扣或延迟，就能够建立一个源源不断的活水，源源不断的长钱帮助我们去杠杆。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们的杠杆率还是相当高的，目前总的杠杆率在250，企业杠杆率约为130，已经是全球最高之一。怎么去杠杆，还是讨论比较多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杠杆总是要有钱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看经济有四个部门，政府部门是负债的，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是有限的，它的净资产也是相对少的，是受到金融监管的。企业部门本来就杠杆率比较高，哪个部门有钱呢？是居民部门有钱，全球都是这样的，居民部门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企业部门的财富，这是近二十年以来发生的意想不到的重大现象。

所以补充资本金，去杠杆关键补充资本金，补充资本金从哪里来，一定要把居民的财富和储蓄率通过一个渠道来注入实体经济的资本金，我提的是实体经济的资本金，不是银行资本金。

而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杠杆，研究信用风险。比如说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等折价文章，但是对如何补充实体经济资本金缺乏深入的研究。就是这个经济总量做大了，怎么给实体经济补充资本金，这个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那么我们说家庭部门有钱，但是归结到家庭或者居民个人行为，他能不能有效的把他的储蓄率和财富补充到实体经济的资本金呢？我们看个人行为学它的研究成果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个人行为对模糊性的或不确定性的规避，就是凡是模糊的不确定性的，个人是风险厌恶的，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股权融资做一个比较模糊的收益率和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比债权大的，那么从个人行为来说会一般选择债权融资。我想这是人性所在。

所以观察到一般来说居民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在没有养老配置需求的时候，能够配置在股权融资上的一般只是10%左右，很难，高不了。你让个人更多的配置股权是做不到的，所以如果是10%那意味着90%将来是债权，这意味着本来你个人配置的时候逐渐是鼓励金融机构或者是实体经济在加杠杆，你提供的是债权产品，经过了银行体系不就生成了债权吗，所以怎么样把居民的财富和高储蓄率有效的转化成为更多的股权融资的配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想我做一个猜想，凡是没有养老金融配置的经济体，它的杠杆率，企业部门杠杆率都是比较高的。凡是没有养老金融做得很好的经济体都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个人要配置这样一个金融资产那个人最大的一个需求是什么？是养老，所以怎么样把这个个人的最大需求痛点结合到股权融资上来，只有通过养老，养老是最主要的渠道。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长钱，没有养老金融就没有长钱，没有长钱杠杆率必高。这个还没有充分的学术的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这是我个人一个不成熟的看法。但我觉得把个人这样一个人性的弱点和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和我们实体经济的迫切需求结合在一起，唯有的办法是通过养老金融，这个先给大家抛出来探讨一下。

看一下我们国家，现在我们的超老龄社会在步步逼近，我们很快在2035年的时候进入超老龄社会，它的上升速度非常快。当我们在进入爬坡过坎的时候，我们事实上65岁的老人在迅速增加，将会在2030年达到八千万，2035年之后才逐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