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间大陆悄然兴起了一种既有一些政治保守主义色彩又有文化保守主义基调的全新思潮：大陆新儒家及其政治儒学。[1]

“大陆新儒家”的称谓被提出来最初是为了有别于以张君劢、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李明辉等为代表的两、三代的“海外新儒家”或“港台新儒家”的。[2]大陆新儒家判定港台新儒家是一种心性儒学，他们以“政治儒学”与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相抗衡。

大陆新儒家最新的一波潮流我称之为“新康有为主义”，其代表人物有上海同济大学的曾亦、北京大学的干春松和清华大学的唐文明等，三位学者都集中于晚期康有为研究，共同关注辛亥革命后晚期康有为的“批判共和”与“保教立国”的保守主义思想主题，不仅展现出与上一两代的康有为研究学者（萧公权、汪荣祖、黄彰健、李泽厚、汤志均、朱维铮、房德邻、孔祥吉、桑兵、茅海建等）极为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史叙事框架，而且也与上一代的“大陆新儒家”（如蒋庆、陈明、康晓光等人）的思想姿态和政治关切迥然有别，代表了当今大陆儒学研究和儒家群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这一主张“回到康有为”的充满论战性的儒学思潮一问世就挑起了各个方面的争议。澄清这新一代“大陆新儒家”群体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他们所坚守的基本原则以及他们自己是如何在与大陆左派和自由派以及港台新儒家的论战中自我定位的，不仅有助于理解他们在思想论战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和风格，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大陆新儒家兴起的知识场域和思想氛围。

康有为像

一、政治儒学追求在政治哲学上重建现代儒学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中，儒家只是作为传统文化热潮中的一个“文化传统”与其他各种文化等量齐观，并不具有比佛教、道教、基督教文化或者敦煌学、藏学之类研究更突出的地位。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潮流中，儒家获得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力，不仅成为与自由派和左派相抗衡的一种社会思想力量，而且也成为国家打造文化层面上的“软实力”的基础。[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涌现出来的。

九一一之后整个中国学界有一个从“社会理论”到“政治哲学”的急剧思想转向。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转向，不是九十年代就已经引入到中国学界的罗尔斯、伯林、哈耶克和哈贝马斯等人那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而是二战间移居美国的德裔犹太人施特劳斯那种古典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正是施特劳斯这种问题意识鲜明的政治哲学激发了新一代大陆学者重新理解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政治哲学内涵。大陆儒家学者经受了本世纪头十年政治哲学转向的冲击，一种新的“政治儒学”范式取代了九十年代的“社会儒学”或“公共儒学”，成为当今重建儒学最有活力的方向。

九十年代的社会儒学或公共儒学力主儒家介入社会生活并“力行”实践，有助于矫正心性儒学过于高调又过于自闭的道德主义，有助于克服心性儒学和文化儒学那种“亢奋但不生育”的“道德理想主义”。

力行派认为学院派在大学里搞“哲学化的儒学”和“专业化的儒学”是一套知识人自说自话不接地气的文化生产，无力去承担传统儒学主张的事事关心、兼济天下的抱负，是没有指望的。儒家的生长点和生命力在学院之外，在民间，在社会中。只有在社会中积极推行儒家的道德价值、文化教育、文明习俗，积极参与底层的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时也要个人切实践行儒家的工夫修养和家庭教养，儒家才能不再是“博物馆活化石”而成为活生生的存在。

政治儒学认同儒家要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践行儒家之道的诉求，但儒家更要在最高的理念层面上追求在现代国家政治、政制建构、文化价值和民族文明中实现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

此外，如果从政治哲学来重新审视古典儒学，讲究德性、心术和伦理的心性儒学乃是儒家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因为儒家将人心人性视为政制不可或缺的基础，政制必须由心性和民情的自然性所支撑才行。在这两方面，政治儒学都超越了社会儒学或公共儒学以及地域化儒家和制度化儒家研究的问题意识的视野。

蒋庆与《公羊学引论》

“政治儒学”的主张最早是由蒋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公羊学引论》一书中率先提出来的。蒋庆以晚清今文经学和两汉春秋公羊学为核心确立了政治儒学的基本内容，又用“政治儒学”去批判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一举确立了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的基本范式。[4]

在蒋庆催生了“大陆新儒家”以及“政治儒学”十多年后，涌现出以“新康有为主义”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儒学学者群体。蒋庆的政治儒学追求建立一种宗教式的儒家组织，构想一种儒教宪政的制度，开展宗教式传教活动以求在现代社会中立足生根，而新一代的政治儒学学者对这些社会活动保持了一种审慎态度，归根到底是他们对儒家作为儒教的宗教性质保持一种克制态度。

他们认为，儒家在于以儒学为根本的“文教”，在于坚守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不断回归经典阐释经典、修身齐家教书育人传承文化，而不在于所谓的“儒教”及其宗教性活动。对于儒家复兴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艰难的任务就是在政治哲学上重建儒学而非在社会中重建儒教，就是在大学的通识教育和文教制度中坚守、发扬与传承儒家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而非一味走向社会、走向民间。

他们致力于探索将儒家在政治哲学上“极高明”的东西用最流行最规范的西学话语方式讲出来，讲得不仅能够令人信服，而且甚至能够讲得比西学的东西还要深刻，还要切合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感觉、人性经验、历史记忆、现实处境和政治诉求。唯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孜孜不倦地探求如何在政治哲学上对儒家经典与儒家传统进行历史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探求如何从儒家基本立场、价值观念以及文明诉求去回应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种种文化与政治的挑战，探求如何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落实在当今的文教制度（尤其是通识教育）之中，才是儒家的生命活力不竭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