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周顺子】

2016年快要走到尽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任期也将结束。

这个时刻也是有历史意义的——在送别这位第八届联合国秘书长的同时，世界也在送别第一位来自东亚的联合国秘书长。

一位东亚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殊意义在于：东亚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由于处在儒家文化圈当中，更是一个文明概念。

任何一个来自东亚的世界级领导人，都有理由将自己与来自欧美、来自南美、来自非洲或大洋洲的所有其他领导人区别开来，也有理由为联合国这个世界级领导机构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来自伟大的儒家文明。

儒家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不用多说，在东方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的今天，在其他非西方文明都不能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方向的今天，其世界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潘基文来自东亚，但他来自位于儒家文明边缘地带的韩国，要求他像一个哲人一样为联合国贡献东方思想和智慧，多少有些苛责了。尤其是与他那位事业上的前辈、真正把东亚文明的思想精华引入联合国的第一人、当年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张彭春相比，就更是如此。

可惜的是，世人大多遗忘了这位可敬的前辈。值此送别潘基文秘书长之际，有必要再回顾一下联合国思想体系重要奠基人之一——张彭春。

张彭春

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宪章》生效不久，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事务理事会尽快成立人权委员会，并起草一份“国际权利法案”。1946年2月16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美国代表、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主任，而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团长张彭春被任命为副主任。

3月24日，罗斯福夫人任命八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张彭春是其中唯一一位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人。经过了9个月的艰难讨论、商议和投票，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人类罪行进行深刻反省，《世界人权宣言》终于在12月10日通过，旨在维护人类基本的权利，捍卫世界和平。

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居功甚伟，将传统儒家的“仁政”思维融入到宣言中，极大推动了世界人权观念的反思与发展。

张彭春极力主张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使《世界人权宣言》更多地体现国家、民族的价值。《宣言》草案第一条的初稿曾被认为“充满强烈的基督教色彩”，是一种推崇“上帝”和“自然法”的观念表达。而张彭春高屋建瓴地提出：“我们都不希望一个作为保护和尊重全人类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宣言所反映的观念过于狭窄。宣言应该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应该反映出孔子的思想”。

在张彭春的据理力争之下，起草委员会删除了“本性”一词，并将“仁者爱人”的思想放在宣言中。他将“仁”翻译为conscience，主张将“conscience”（良心）同“reason”（理性）并列为人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种品性。最终，《宣言》的第一条由“People should be brothers. As members of a family endowed with reason, they are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人皆为兄弟。作为赋有理性的家庭成员，他们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改为“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据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显示，《宣言》30个条文及序言中，张彭春对至少11个条款做出了直接贡献。

联合国人权司第一位司长、《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加拿大代表约翰·汉普莱（John P. Humphrey）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张彭春：“他（张彭春）比我们委员会中任何一个成员都聪明得多。我很喜欢他的哲学思想。”“他是折中艺术的大师，通过引用孔子的名，总能找到办法让我们的工作免于陷入僵局”。而人权委员会主席埃莉诺·罗斯福则称赞他为“协调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大师”。

理性VS仁爱

在部分人眼里，或许张彭春仅仅改动了一个词而已，将“良心”加入到《世界人权宣言》之中；然而，从这一字之差的“仁爱”与“理性”之争，我们或许可以一窥中国与西方社会在世界秩序观上的巨大差异。

西方世界崇尚理性，具体来说，理性的行为通常被定义为利益最大化。具体到个人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上升到国家则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双赢局面能够给本国带来更大利益时，西方国家们乐意合作；而在赢者通吃的局面下，结果往往就是你死我活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