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理论专长为电影批评、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林品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文化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本文精简版首发于《文艺报》，原标题为《全球连接·数码转型·后人类主义》。】

性别议题深刻复杂地纠缠于阶级议题与种族议题

林品：您在电影研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这三个领域，都可以说是为中国学界做出过拓荒性贡献的先驱者和领军人物。但是，据我观察，您近年来在性别研究的领域，并没有像在文化研究、电影研究领域那样，有比较多的介入和论述。不知我的观察是否准确？如果准确的话，您可以谈一谈其中的原因吗？

戴锦华：性别这一维度，始终是我的电影研究和文化研究当中最基本而重要的维度；但是，近十多年来，我的确自觉避免把性别维度作为唯一的观察与研究的维度。这首先是一种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思想困境。

对现实的思考在于，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事实是社会的急剧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女性也不再是像八、九十年代那样，能够作为某种自明的社会群体而存在。所以，当你把女性主义作为唯一的维度来讨论问题的时候，会遗漏很多可能和性别相关的、也许更为直接或重要的社会面向。性别问题不等于女性问题，但即使讨论现实中的女性问题，在性别研究的单一方法论和思考脉络当中，也难以完成。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

而困境在于，上个世纪便已存在于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的基本问题，如今，变得更为突出而严峻了。即，文化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阶级、性别、种族，原本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命题，但事实上，每一个维度都携带着一个在二十世纪甚至更长历史时段中形成的“大叙述”脉络，而某一维度的大叙述体系都是自足的、相对封闭的、乃至排他的。所以，很难在关于性别的独立讨论当中，真正有机地纳入对阶级的、种族的，或者地域的、年龄的思考。这也使得我自己倾向于不单独地处理性别、阶级、种族议题，而是把它们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做当下的或历史性的思考。

林品：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资源、人员、信息等各种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迅速的流动，是否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论述构成挑战？同时，是否也会对种族维度的有效性构成冲击？阶级、种族是否依然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维度？

戴锦华：全球化的过程有其常量和变量。一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一度赋予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活力，同时加剧了残酷剥削的广度和深度，只不过这种剥削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经常以跨国的形态进行的。可以说，这一情势不是远离、而是贴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球特征与野蛮特征的基本描述。在这样的过程中，阶级事实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凸显的事实。

重要的变量，也是对阶级事实构成最大挑战的，是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这样，在东西对立之外，重要的是南北对立，即富国与穷国的对立，国际债务问题，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它形成了一个比马克思时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为凸显的种族现实：发达国家的国民，享有全世界的财富、全世界的劳动成果；而从事生产和出口的欠发达国家，其国民则面临着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这究竟是可以还原为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阶级分化呢？还是，它就呈现为区域之间的对抗、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一种种族事实？与此相关联，伴随全球流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新情势下的国际恐怖主义，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危机状态。

在这样一个阶级事实同种族事实甚至宗教事实彼此交错的时代语境下，性别问题会以某种方式被削弱同时凸显。当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种族冲突变得如此突出的时候，再一次出现了那样的论调：“性别问题、女人问题不重要、太奢侈……”但不带偏见，就不难发现，在全球移民的事实当中，女性“暧昧”的社会位置，使她们成为流动中文化身份的不确定者、可变因素；同时女性群体仍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深重的剥削深处。另一边，在新的国族、政治动员中，女性绝不能自外。例如，在库尔德人的传统文化当中产生的女性对战争的参与，或者是，在声称奉行某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中产生的对女性的动员，都一度构成热议；又如，曾经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竞选搭档萨拉·佩林，共和党历史上罕见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则代表着右翼白人中心主义、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形象。当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不止一位女总统执政，性别议题更深刻更复杂地纠缠于阶级的、种族的冲突和歧视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早已告之”和“马克思主义已成过去”的矛盾表述似乎同样成立。我认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正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我们有效的、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并不是文化研究之阶级、性别、种族的“三字经”是否过时，而是，我们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有没有能力去辩证地面对复杂的纠缠的历史新情势，面对新的全球资本逻辑与路径，面对危机所凸显的政治结构，去寻找和发现新的历史可能性。直面现实挑战，才是文化研究的活力。

相反，如果教条式地恪守三维度，你不仅注定陷落于大叙述，同时会陷于社会行动的无力；甚至面临危险：制造种种看似激进、实则无效或保守的社会叙述。

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当今现实的必需

林品：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基本思想方法的坚持，您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的坚持，其实都显示出您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场域和知识场域中所选取的某种立场、所占据的某种位置。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知识/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激烈的论争，在这个过程中，您本人通常会被归入“新左派”的阵营。您是否接受这样一个可能带有标签化色彩的身份指认？

戴锦华：坦率地说，我一向认为，这个标签本身颇为荒诞。因为，“新左派”是个历史概念，它产生在20世纪50年代，它非常具体地联系着这样的历史情境：苏共二十大报告曝光了斯大林主义的暴行之后，西方的批判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经过了极度的茫然和彷徨，终于重新集结，用“新左派”来命名自己。在“新左派”的旗帜下，他们坚决反抗国家的暴力行径，不论这种暴力是以“资本主义”之名还是以“社会主义”之名；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坚持批判、拒绝资本主义，并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之上，尝试去构想社会变革的新可能。所以我说，在半个世纪以前，他们是“新”的。那么，到今天，当有某些人被标签为“新左派”，或者，当他们自称为“新左派”的时候，他们必须回答，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他们对于什么是“新”的。

但同时，这个命名在当时又自有其逻辑。当他们标签别人为“新左派”的时候，无疑是一个否定性的、负面的、有意为之的标签。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标签。我不惧怕这种被污名化的标签，但是，我也不会自觉地去彰显这样的标签，除非我能回答，我在什么意义上作为“新左派”。尽管我并不认为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回应。

我始终会说，我更喜欢“批判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批判——批判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工作。也许有人会认为，合作性的建构、介入性的建构会是一种更有效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或者对自己的指认。

更重大的问题是，这种相互的标签对方、达成污名化效果的知识界分化，在当时，有着颇为深刻的现实依据。即，我们如何面对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乃至新世纪发生的、历史剧变的过程？我们如何指认这个过程？我们怎么分析中国社会的状态、结构、面临的问题和可能性？以及，我们如何站在中国，去回应、想象、勾勒世界？

我个人做出的真实选择是，在立足本土的同时，走向亚非拉。我自觉地要求自己不要把世界性的连接局限在欧美，而是设法把它拓展到广大的第三世界，希望去连接亚非拉的知识分子，连接他们的思考、实践和抗争。我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世界视野，不是一个逐渐萎缩到欧美、进而萎缩到美国的狭窄的视野，而是一个重新打开的全球场域。50-70年代我们曾经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第三世界视野，但同时我们的欧美视野则完全被封闭、被隔绝；然而，当我们重新获得欧美视野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全球化”、“世界化”了，我们却遗忘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屏蔽掉了。我希望重新建立世界视野，并通过这样的视野来重新反观中国。

但是，历经近二十年的时间，我并没有如我一厢情愿地预期那样，找到了别样的世界、迥异的可能性，但我以自己的双脚、自己的身体，体认了全球化的事实和意义，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国际位置和意义。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视野中，我修订、重设了自己的思考参数。尽管，我仍然“在路上”。

今天，中国崛起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性变量；与此同时，金融海啸对欧美社会造成的重创、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则构造着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这一切每天都在更新着我们所面对的中国、也是世界的议题。今天，“左”和“右”的分野不是更为清晰、明确了，相反，是更成问题了。因为，不论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情境当中形成的左右分野，还是在冷战的特定格局当中形成的左右对峙，在今天，曾经密切相关的参数都荡然无存。今天，在一个因为冷战终结而丧失了建构乌托邦、想象别样未来的能量的世界当中，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群众运动、青年学生运动都在变形，很多在20世纪不言自明的立场选择的前提业已改变。

大概只有一点，我始终是清晰和明确的：即，如果可能，我会选择和多数的被剥夺者站在一起，我自豪“我们是99%”。如果这就是“左派”的话，好吧，那我不拒绝。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我们必须在一个紧张的观察、介入、思考当中，去每天应对新的挑战。

林品：您特别强调世界视野与世界性的连接。我们知道，国际主义一直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而面对全球化时代凸显的种族议题，面对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似乎与之遥相呼应的极端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面对因恐怖主义和反恐意识形态而得到强化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在当今学界，也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脉络的学者，要么是试图从启蒙思想家那里发展出一种“新世界主义”，要么是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那里发展出一种“新天下主义”。您是如何看待国际主义，以及新世界主义、新天下主义这样的理论建构尝试的？

戴锦华：这个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国际主义”是有定语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二十世纪最美丽的记忆。我盼望着它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启动和继承的遗产，或者说，思想资源。但是，我特别强调它的定语，就是说，20世纪的国际主义实践——不论是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保卫共和，还是西班牙内战之后，很多国际主义战士在途经中国的过程当中介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些实践是有其前提的，一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政治结构，另外一边，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形构出来的历史主体性力量的实践结构，这个主体性力量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主义在它的历史主体开始被中空化的情况下，是并不可以简单抽象为一个名词，就获得新的召唤和现实启动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构想相背离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联合起来，相反，是被深深地分割——被国境、种族、宗教信仰分割，很多阶级的事实会被转化成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事实。另外一方面，则是资本的快速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正在迅速地连接、整合起全球的资本和资产者。

对我来说，这带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面对高度整合的全球资本、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资本，面对迅速地改写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日常生活面貌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时候，显然，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这种现实的必需。但是，从另外一边，我们看到，以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种族论述为突出代表的现象，正说明，在这个全球化过程当中受害、受损、受剥夺的群体，是在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撕裂的。对于这种种新的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激进主义，我大概没法一言以蔽之地去评判，因为它们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产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们的是，它们丝毫不提供建设性，在它们中间，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有效的和更好的替代方案。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组问题，或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对于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或者说，一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历史主体的国际主义——的实践的思考。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恐怖主义尽管以种族和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实大多是跨国发生的，甚至也是跨种族发生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撕裂的事实下面，充满了新的流动和整合。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应对，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首先是想象、进而是表述、进而是实践的过程，就变得非常急迫。这当然不是我自以为我能够独自解决的问题，但我愿意参与到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