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动妇女节似乎已经与“劳动”和“妇女”渐行渐远，而在社会舆论中，对直男、剩女的嘲讽并存，女权主义者与反对者频频“掐架”；在大洋彼岸，“性别政治”在大选中多次成为战场。

女性与男性存在生理差异，是客观事实，但应如何看待“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两性差异”的问题？为什么说“我们女人”自身碎裂了，所以现在很难再重新建立“你们男人”“我们女人”的叙述模式？不妨重温戴锦华教授2015年6月6日在雨枫书馆·百盛馆的讲座，和孙柏谈《那些胆敢握笔的女人——“阁楼上的疯女人”与性别意识》。】

戴锦华演讲现场

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都是特别朴素地回答，就是因为我长得太高了。这真的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好像我很早就有这个性别意识。我告诉大家，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像现在这么高了（站起来），我每天要听大人在背后窃窃私语说“怎么嫁”。

我是有“原罪”的人，那个时候没有同性恋文化，男孩子跟男孩子、女孩子跟女孩子都是勾肩搭背的，那个时候同性恋就跟“流氓”、“疯子”一样是非常难听的、脏得不能再脏的字眼。因为长得太高了，女孩子有的时候必须像借助男生的体力一样借助于我，让我不得不面对这件事。

所以我很小就非常痛苦和困惑，我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女人，我是个好女人，我没什么别的不一样的东西。我的梦想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我的弱点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得到人们的赞许、呵护，但是我得不到，这些本该是很简单一种满足。第一次读到《性别的奥秘》，读到《第二性》的时候，我豁然开朗，我看到了别人表述了我的经验，所以真的不是我有问题。

比如我读到一本书，里面有一章叫“身高与权利”，男女配对一定是男高女矮，这是自然的，这是逻辑的，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跳过交际舞，因为没有人请我，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这种体验从很小时就跟着我，因为我被踢出去，成为人家的忧虑。到我三十岁，人们又开始说高是美的、瘦是美的。当年我也非常瘦，但是糟糕的是等到我已经不需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反而都成了优点，但是，在之前那个时候身高却仿佛真的变成了某种生理缺陷。

从第一本女性主义小说到第一本研究女性主义小说的专著，用了整整两个世纪。

昨天为了这个讲座，我又一次读这本书（《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这本书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作，以19世纪作为断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史的第一部巨著。大家仔细想想，35年非常遥远，每30年人类社会就会新增一代，所以现在的著作纯粹是上一代人写的。35年前想起来是很遥远，但是大家如果换一个角度想，35年前才有了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35年前才有了关于女性主义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

对我来说两个有趣的方面出现了，一个是35年前两个激进的、颠覆性的、非常年轻的（英文直译叫做“新鲜的博士生”）、非常没有资历的女老师，在英文系撰写了这样的著作，今天已经成为经典，这本身已经化作一个历史的痕迹。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其实这本著作当中所有的女诗人、女作家，原本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她们只是对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经由她们阐释，这些女作家的女性身份凸显出来了，而她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说这些作家是女的，所以她们写的是女性文学。而是她们在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寻找到了一种与男性作家不同的、而女性作家共有的一些叙述的特征，一些情感的特征，并在分析当中发现历史的、社会的、压迫性的与反抗性的东西。

《阁楼上的疯女人》作者吉尔伯特（左）和古芭合影于1980年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今天这本著作终于来到中文世界。但是这本书来得并不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通过这本原著，通过她们的理论文本去读她们，读她们的文字，读她们的表述，读她们文字和表述背后的历史与社会。然后，我们再去感觉这35年来我们究竟走过了什么历程？对于女性来说，历史是不是在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当中？是不是今天远比当年进步得多？

我们人人都能认识到写作不仅仅是执笔，作家手中的笔不是所谓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或者说写作是一个孕育和生产的过程，是女性的权利，因为女性有子宫。这些说法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刺激性，而变成了一般意义的修辞。

但是当这种修辞已经形成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性别的文化状态是什么？我们今天怎么去理解女性写作，我想这本书会开启一个性别思考的，包括我们怎样更加自觉地站在中国主体位置上跟西方对话。今天我们已经明白，我们不仅可以学习，我们也可以创造。

从女性主义的两个关键年代到重新审视今天的时刻

我们讨论女性主义有两个历史年代。不光是对女性主义的讨论，如果我们讨论任何当代文化、社会、政治，都有两个历史时段是要特别突出，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像刚才孙柏不断用“68一代”这个表述。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几乎掀动了西方世界，法国到了几乎倒戈的地步，美国陷入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宪政危机。欧美这种反文化运动的三个最主要的热点群体就是青年学生、女性和有色人种、少数民族，他们掀起的是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

很多在今天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像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其实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巨大冲击之下才出现的。

另外一个时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和九十年代。这段时间的变化，不光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最后分出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从形而下的层面说，它名副其实地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这之后很多国家消失了。比如说，原来最乐观的西方理论家、思想者、科幻小说家、政治幻想小说家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苏联不在了，世界上再也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了。苏联解体已经快30年了，这是除刚才提到的35年之外另一个大的参数。

在冷战终结之前，批判性的议题、反抗性的议题，原来集中在三根轴上，即阶级、性别、种族。但是，冷战终结以后，阶级和种族的批判性的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非法化了，尤其是阶级议题，我们不再讨论阶级问题了。只有性别议题、女性主义议题，始终具有合法的先锋性和批判性。我觉得今天文景出版这本书（《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今天有机会买到这本书，不仅仅是要通过这本书去学19世纪女性的女作家的文学和作品，更重要的是，回返这个历史时刻是为了重新去体会，重新看待我们今天置身的历史状态和文化状态。今天我们反观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发现冷战终结，阶级的命题不谈了，种族的命题开始变得暧昧了，只有性别的命题越来越先锋，越来越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