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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儒家引导中国崛起?
关键字: 复旦大学教授丁耘儒家新儒家儒学编者按: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主旋律的大背景下,儒学复兴已有遍地开花之势。相应的,在儒学界,主流也正在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向康有为,政治姿态则从先前的文化保守主义转向政治保守主义。在此基础上,持儒家立场者对“20世纪中国革命”大多取整体否定态度。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化论坛”上,即以此为主题。但与以往对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不同,这次由于持儒家立场者的与会,使对新文化运动的功过评价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而在论坛开幕之前的5月8日,复旦大学教授丁耘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对谈已涉及了相关问题,并为随后中国文化论坛上的讨论拉开了序幕。对谈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赟主持,bet365苹果版对这场对话进行了整理,但由于其他参与对谈者因故不愿发表对谈记录,因此只保留陈赟与丁耘的对话及之后的相关问答。
本文由bet365苹果版马雪整理,萧武修订,丁耘与陈赟分别审订了各自的发言。
陈赟:这几年来由于中国大陆的崛起,整个学术和思想界,发生了一个悄然的变化。今年一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明辉到复旦开会时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一个采访,整个都在讨论台湾的社会和儒学。下篇有一小段,讲到了大陆新儒家,记者弄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我不赞同大陆新儒家”。李明辉不同意蒋庆这些人是大陆新儒家,认为他们只是自我标榜。稿子一出,大陆就有很多学者跟进讨论。黄裕生和陈明的弘道书院都组织了专门的会回应李明辉。
在台湾,由何乏笔、钟振宇发起,李明辉等人参加,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也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座谈会。对大陆新儒家,对李明辉的回应进行回应。这个座谈会在文哲所的所有会当中是最火爆的。他们弄了两个会场。里面参加讨论与发言,外面的分会场看视频。台湾的儒学大佬,几乎是倾巢出动。后来《思想》主编钱永祥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像你们这样的讨论,还不足以回应大陆新儒家。他通过这封信提出了四个问题。今天我想借此机会把问题提出来,让丁耘和唐文明两位学者回答下这个问题。
问题一:一个日益强大,但已经卸去革命色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正当性?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它要体现一个什么价值?启蒙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乃至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在当下的中国,显然都不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这个时候,有不少人,比如儒家知识分子,有义务、有资源、有权利来弥补这样一个论述的空洞。
问题二:中国崛起经常被认为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更是一个文明的复兴。其本性与使命,必然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但中国文明怎么来界定自己?儒家是不是最明显的答案?
问题三: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调整,自由派鼓吹的西式体制,几乎是唯一能够说明的具体的选项。但在现状之下,显然不可行。这样一来,传统的治理方式,特别是儒家,很可能是一个选项。
问题四:革命话语以及相应的革命伦理全盘崩溃以后,大陆社会的道德滑坡与人心的虚无十分严重,就是我们说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这种情况下,儒家可能是一个资源。
立国之道的基本要素,中华民族自我鉴定,政治体制想象,生活方式重建,整个四个问题是儒学复兴的一个大背景。想请丁耘就前面我们讲的这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丁耘:从2013年到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世纪初开始,通过保守主义的复兴,接着就把儒家给带出来了。我早年写李泽厚的那篇文章,实际上立场很明显,是保守主义的,并且在文末指向了作为思想选项的儒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头上戴了个“左翼”帽子。我戴上了这个帽子以后呢,儒家的兄弟很高兴,左派的兄弟也很高兴。那我就不把这个帽子摘下来了。我先做一个梳理,把儒家复兴大约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学院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是酝酿和准备时期。这个过程实际上比较长。我和文明的结识实际上是在2007年,在成都。陈赟也去了。我们这一帮人,当时把儒家当做学院中人的一个思想选项,而且大家也看到了,当时没有明显的社会政治的方向。
那么在这个阶段,大概2008、2009年吧,有这么一个变化:也就是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社会阶段。有一些在媒体上相当活跃的公知们逐渐地改旗易帜、自由派的旗帜渐渐隐蔽起来,改打儒家旗号了,儒家逐渐被纳入公共的视野。慢慢地从一个学院里小范围的思想运动,表现出社会运动的趋势。大概从2014年开始,儒家进入第三个阶段——政治阶段。执政党明确释放出了明显带有儒家色彩化的话语的信号。
钱永祥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需要这样一个论述,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儒家。这些问题是儒家复兴的第三阶段才会冒出来。我们这个大陆的儒学专家学者和港台的交流也不是一朝一夕啊,实际上至少十几年。那个时候没有刺激么?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就受不了了。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个大陆新儒家的自信越来越强,要摆脱港台新儒家的传统。但是这种倾向,在蒋庆先生发表《政治儒学》的时候就有了,很早就有了。港台新儒家当时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呢?我想这个问题出在儒家背后。大陆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打破了原来政治力量上的对比。所以,原来的格局肯定要改变。在这个时候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这个大的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要有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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