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学院所建立起的强大的“区域研究”学科体系，众所周知是在为地缘政治而服务。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中情局在冷战时期同样渗透了在我们看来最为深奥复杂的法国理论界，并在其中极力引导左翼思潮右转，或是取消其能动性。在维拉诺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格雷特福德监狱任教的哲学家加布里埃尔·洛克希尔所撰写的《中情局也读法国理论》一文，再一次为我们展示出在战后“军工学一体”的系统中，政治如何污染学术。澎湃新闻翻译并推出此文，以飨读者。】

人们通常会认为知识分子仅仅能够掌握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政治权力。栖身于养尊处优的象牙塔内、为了细枝末节的专业问题而卷入毫无意义的学术争论当中、或是徜徉在高玄的理论的云端……知识分子常被刻画成既和现实政治毫无瓜葛，同时又无力对现实施加影响的形象，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可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策划过政变、暗杀以及秘密操纵外国政权的中情局不仅相信学术理论的力量，他们还组织了专门的特工小组钻研这些被认为是最为深奥复杂的学说。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资料，一份写于1985年的报告表明，中情局一直派人学习复杂而又引领风潮的法国理论，包括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著作。

美国特工们聚集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头，埋头苦读法国理论和意见领袖们的著作，并认真做着笔记，这样的画面大概会震惊不少人，比如把知识分子奉为伟人、并认为他们的“空想”可使其免遭世俗叨扰的人们；而把知识分子看做卖弄修辞话术、且无力影响现实的江湖骗子的人们，同样也会对此感到惊讶。然而，一些人对此则丝毫不觉得意外，他们熟知中情局对文化战争持之以恒的投入，包括对先锋艺术的支持等，这些都被弗兰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吉尔·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等研究者很好地整理并记录了下来。

托马斯·W·布雷登（Thomas W. Braden），前中情局文化事务主管，在一份刊载于1967年的坦诚的内部人员陈述中说明了中情局的“文化攻击”所具有的威力：“在欧洲，当（中情局支持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比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演讲赢得更多的欢呼时，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这绝不是什么小范围的行动。事实上，威尔福德就曾指出，总部位于巴黎、后被发现是中情局在文化冷战期间掩护机构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堪称历史上最重要的赞助人，这一机构支持了范围惊人的艺术和知识活动。该机构在35个国家设有办公室、出版了大量极具声望的杂志、渗透进图书行业之中、组织过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和艺术展、安排演出和音乐会，还为各种文化奖项、奖学金和法弗德基金会在内的掩护机构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巴黎的“地下组织”：中情局特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主席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中）同约翰·克林顿·亨特（John Clinton Hunt）和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右）共进午餐。

中情局文化斗士的“双向运动”：引导知识分子从批判美国转向批判苏联

中情局相信，在他们为保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所部署的武器库中，文化和学术理论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一份写于1985年、题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倒戈》（France:Defection of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的研究报告最近被公布出来，该报告考察了——无疑也是为了把持操纵——法国知识界及其在塑造足以影响政策制定的知识潮流时所发挥的基础作用。虽说在法国历史上，左翼和右翼在知识界相对而言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平衡，但该报告强调，由于共产党人在对抗法西斯及二战的胜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而在战后左翼很快就赢得了垄断地位，而如我们所知，这正是为中情局所深恶痛绝的。尽管右翼由于直接参与了纳粹集中营的暴行、全面的排外主张、反平等主义以及（按中情局所描述的）法西斯式的行为动机，从而在声誉上遭到沉痛损失，但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右翼重新抬头，对此，也不难察觉出秘密特工们在起草研究大纲时的喜悦。

更具体地说，这些暗中工作着的文化斗士们为他们眼中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欢呼呐喊，因为这一双向运动使得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矛头从美国转向了苏联。就左翼而言，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渐生不满，激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远离了公共讨论，而在理论上他们也开始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分道扬镳。至于右翼，随着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机会主义者在媒体上高调地发起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造谣诽谤运动，他们也荣获“新哲学家”和“新右翼”知识分子的称号。

当世界各地的特工组织开始把魔掌伸向推翻民选领导人、为法西斯独裁者提供情报和资助以及支持右翼敢死队等活动时，巴黎知识界的特工分队则收集起了资料，以了解理论界的“右转”将如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受益。

战后，左倾知识分子公开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作为一位直言不讳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作为《解放报》（Libération）的创办者而地位显赫，在媒体上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萨特揭露了当时中情局安排在巴黎的办公人员及大量秘密行动，这一切都被中情局密切监视着，并被视为眼中钉。

与之相对，日渐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所营造出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氛围，转移了对中情局发动的这场肮脏战争的公共监管，并为其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包括使得“知识精英们难以动员起来，以表达对美国在中美洲所施行政策的强而有力的反对，”格雷格·加尔丁（Greg Grandin），这位拉丁美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其著作《最后的殖民地大屠杀》（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中将这一情形完美地概括了出来，“除了由于插手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973年的智利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萨尔瓦多与尼加拉瓜等国的事务，从而招致灾难性且致命的损失外，美国暗中为这些恐怖国家残忍的平叛行动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物质及精神支持。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却又保证了，无论上述这段卑劣的历史有多么明显、彻底且罪孽深重，都无法动摇世人观念的根基，即认为美国在保卫所谓民主方面具备典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