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潜伏着的情报官僚们对新一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ois Revel）等人对“最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圈”［”the last clique of Communist savants”，按匿名特工所说，由萨特、巴特、拉康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组成］不间断的攻讦，表露出极大的赞许和支持。

考虑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在年轻时的左倾思想，他们给出了一套完美的话语模式，为的是建构一种把个人政治抱负同时代潮流结合起来的虚伪说辞，仿佛个人生活和历史都不过是“成长过程”的简单组成，同时他们还认为平等社会的深刻转型从个人层面和历史层面上讲，都已是属于过去的事物。

这一自诩全知全能的失败主义不仅致力于诋毁新兴的，尤其是青年人发动的社会运动，而且也错把反革命镇压的部分成果当作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

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左一）同妻子苏珊在度假中，左三为中情局卧底人员迈克尔·乔塞尔森，右一为哲学家丹尼斯·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

诱导左翼理论右转：“后马克思主义”如何清扫左翼的影响力

就算没有这批反动知识分子那么反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家们也参与造就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平等主义变革幻灭，脱离社会动员以及缺乏激进政治的“批判探索”。这对理解中情局的总体策略，及其如何通过其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举措瓦解欧洲及各地的文化左翼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意识到不可能完全摧毁文化左翼之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特工组织开始谋求把坚定地反资本主义并提倡政治变革的激进左翼，与较少公开批评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中间偏左群体分离开来

。实际上，如桑德斯所详细论证的，中情局战后一直紧随麦卡锡所把持的国会，为的是能直接一直支持并促进某些“左翼计划”，以驱使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远离坚定的平等主义左翼份子。在分裂及诋毁后者时，中情局还致力于粉碎普遍意义上的一切左翼，只留下中间偏左的保守群体，赋予其最低限度的权力及公共支持（中左势力仍可能遭到抹黑，这是由于中情局与右翼政治势力相互勾结所造成的：他们将继续折磨当今早已体制化了的左翼政党）。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明白中情局所热衷的偷梁换柱式叙事，以及他们对“改良马克思主义者”的赏识，这是贯穿在这份关于法国理论的中情局报告始终的主题。“在摧毁马克思主义方面更具影响力的，”匿名特工们写道，“是那些起初深信马克思主义可以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但最终却对这一理论传统加以反思批判甚至拒斥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着重提到了年鉴史学和结构主义学派，尤其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福柯对“扫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所发挥的影响。

被称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福柯提醒哲学家们，所谓“血的教训”正是“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和革命年代理性主义者们所主张的社会理论”，这被认为是对新右翼知识分子的褒扬而为福柯本人赢得喝彩。或许，把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影响概括成单一的立场主张会有失偏颇，但福柯反对革命的左翼主张，以及他认为古拉格式劳改营将一直存续（即声称，旨在推进更深层次社会文化变革的过度激进运动，将只能使得最危险的传统复苏）的观点，恰好完美契合了中情局在哲学战线上的总体策略。

中情局对法国理论的学习可以让我们停下来重新看待法国理论在英语学界传播时所披着的激进且华丽的外衣。根据阶级主义者所持的进步史观（通常会对自身绝对且固执的目的论熟视无睹），福柯、德里达和其他法国前沿理论家的著作，通常天生就呈现为意味深长且复杂的批评形式，而这也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传统中的任何主张都望尘莫及的。而正如约翰·麦坎伯（John McCumber）所准确指出的，英语学界接受法国理论，并将用于抵抗错误的政治中立、保险的逻辑和语言术语，以及麦卡锡主义和英美哲学传统影响下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主张，这一点是值得强调和肯定的。然而，一些理论家拒斥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说的激进批判传统（即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他们的理论实践无疑推动了远离政治变革的意识形态转向。按照中情局的说法，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国理论直接参与到了中情局诱导左翼向右转的企划当中，中情局一边诋毁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理论，并打造了这样一个舆论环境：在那里，他们的帝国主义图谋可以免遭来自知识界严厉的批评监管，从而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