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出席了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就新产融结合时代下的公司治理主题进行了演讲。

哈特在演讲中表示，企业目标与个人及政府的目标之间存在明确的分离，这种概念十分简单，也颇具吸引力，但是只有在可以分割企业赚取利润和产生损害的活动时，或者在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完美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时，这种想法才是正确的。哈特还认为，一般来说，股东福利和市场价值并不完全相同，企业应促使前者最大化，而不是后者。关于管理层产生重大社会后果的决策，企业应该征询股东的意见，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资产管理机构。

奥利弗?哈特做演讲

以下bet365苹果版为您分享哈克教授的演讲全文，演讲稿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提供：

奥利弗·哈特：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来参加名家讲堂，这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到中国。3月份的时候也来过一次高金，这次再回到高金，我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给大家介绍我最近做的研究。它基于我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教授一起合作撰写的论文。论文目前已经出版，在哈佛商学院网站上可以找到。尽管它是一篇出版的论文，但我还是讲一下，因为论文提供了重要信息，部分内容理解起来有困难。

论文提到了上市公司，这可以是英美企业，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而且今后会越来越适用。上市企业显然会有股东，会在证交所交易股份。说到上市公司，它的目标是什么？

美国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于1970年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观点：企业关心的是赚钱。当时，很多公司的CEO谈到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赚钱。对此，弗里德曼在文章里认为这些CEO的说法是错误的，公司的高管就应该关注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或是企业市值的最大化。并用慈善进行举例，说很多公司CEO认为应该捐款给慈善基金，视其为自己工作内容之一。弗里德曼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错的，公司不应该代表个人做决策。正确的做法是：公司赚了钱，用派息的方式交给股东。由股东个人决定，是否愿意拿出一部分的股息交给慈善基金作为慈善捐款。如果不想，也没必要强求。

而在我和路易吉教授合作的论文里，我们延续弗里德曼的思路，依然认为公司应该代表股东的利益。企业应该关注股东的利益。不过，与他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企业应该代表股东的利益，将股东福利最大化。而这并不等同于要将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公司的利润最大化。

在证明这个结论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企业最终股东这个概念。在美国，很多企业的股东是机构投资者，比如福达等大型基金。而这些机构投资者本身也有股东，这些股东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个人投资者。所以，在讲企业最终股东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个人投资者。

股东关心的未必只是利润

众所周知，普通人关心的不仅是金钱，还会关注其他东西，比如社会责任和道德。用经济学语言描述，就是“将外部效应内在化”。

尽管如今买电动车比燃油车贵，但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购买电动车，而非燃油车。因为他们关注环保。也有人认识到水资源非常珍贵。会选择节约用水，即便可能给自己生活造成不便。有人会买公平贸易咖啡，即便价格可能更高。也有人会买散养鸡场的鸡肉，而不是工厂化养殖场的鸡肉。

上述例子说明：很多人不只关注经济利益、买最便宜的东西，也会关注其他因素，比如社会利益，以及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我们的论文提到，这些消费者也可能是某些企业的股东，他们希望自己投资的公司也能够关注社会效应。他们投资的企业也存在“亲社会”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关注利润、市值。

弗里德曼的文章还提到，企业无需关注慈善，只要关注赚钱就好，因为股东可以自行捐款。这种说法把企业赚钱和亲社会行为分割开来。事实上，从很多情况看，弗里德曼的观点并不正确，企业的赚钱行为和他亲社会的行为是相互关联、无法分离的。

举个例子，美国的控枪问题。美国不少学校发生过校园枪击案。作为非常有名的零售企业，沃尔玛的一些商店会销售大容量弹夹。有股东就反对这种做法，希望通过股东决议令沃尔玛停止销售。假设沃尔玛销售枪支或弹夹可以赚钱，如果采用弗里德曼的观点，那么就应该选择继续销售。企业赚钱之后，派息给股东。如果一位股东关心控枪问题，他可以捐款给控枪组织，减少沃尔玛造成的负面效应。这个观点非常疯狂。控枪更有效的做法是让沃尔玛不销售弹夹和枪支，而不是在枪击案发生后，再清理现场。

再举个例子，假设没有任何污染控制的法律，企业生产污染了河流，但赚了钱。弗里德曼的观点会认为企业就该这么做。赚钱后把股息交给股东，股东可自行清理河流。这个想法是非常疯狂的，因为清理河流的成本可能远大于污染河流获得的收益。

这两个例子说明企业赚钱活动和制造社会效应是不可分割的。当然，这个理论背后包含了假设：政府没有把社会问题解决。如果政府通过最优的枪支管制政策或者设置了非常合理的污染税，那么上述问题就不存在。

既然如此，我们从个人角度出发，个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社会效益，把外部效益实现内部化。同样，我们设置的前提假设是政府没有实施或推出最优政策，包括最优污染税等有关社会利益和环境的监管和政策。

股东投票与市场控制

接下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用一个模型讲述。这个模型是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一点点贡献。这里面会讲一些数字，可能让大家觉得有点复杂。这个例子是一家公司由创始人F拥有，它有两个时间点，第0天和第1天。

第一个时间点是“第0天”，此时，这家公司还不是上市公司，它只有一个股东F。也是在第零天，F准备把这家公司上市，我们假设F在上市的一刻就把手上100%的股份全部出售了。这样一来这个公司就被大量的股东所持有。然后创始人F就退休了，公司任命了新的董事会。

新的董事会和公司高管将在第二个时间点，也就是在“第1天”采取一项关键行动。这个行动包含两个选择，要么是清洁行动，要么是污染行动。清洁行动意味着不污染湖泊，污染行动意味着污染湖泊。对于采取的行动，我们称之为π。而行动本身将会产生利润。利润会在第二个时间点也就是第一天，被分配给股东。这里我们不考虑公司会留存利润，假设是公司有了利润后全部会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同时，公司采取污染行动也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损害，我们称其为D。如果用沃尔玛的例子，就是使得社会上有人无辜地被枪支伤害。我们假设损害D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并假设无论是利润还是污染都可以用金钱衡量。同时假设产生的环境损害不会直接影响到股东，因为强调对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说环境损害可能会影响股东之外的人，比如另外国家的人或是与股东没关系的人。

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清洁行为不会产生任何损害，其产生的利润是100。我们看第三列（PPT图），我们称其为社会盈余，就是利润减去损害的差，这是企业采取的行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利润减去损害，就是一个净值。

对于清洁行动而言，他的社会盈余是100。我们假设污染行动的利润更高，达到了110，但它对社会的损害是30，那么他的社会盈余就是80。

接下来，我们谈谈这家公司的股东。这些股东都是小股民，每个人持有的股份只有一点。假设这些小股东都具备社会意识，是亲社会的行为者。他们愿意去买经过环保认证的咖啡，他们愿意开电动车等等。他们扮演“亲社会”的角色，承担起亲社会的责任，让企业选择清洁行为，而非污染行为。换句话说，在购买时他们无所谓，但在决定公司具体行动时，往往有亲社会的属性。

我们引入数学的公式：假设这类消费者要对企业行为做选择，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把对自己的回报，和对社会的回报做对比。这里对个人、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都和他们持股比例成正比。假如你有这家公司1%的股票，公司利润你可以获得1%。这里权重反映了消费者的亲社会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