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365苹果版北京报道】近一个月来，养老金入市的消息给一些人注入了一剂镇定剂，也让另外一些人隐隐担忧：30%养老金放在股市，能放心吗？养老金有没有其它管理方法？中国正逐步进入“银发时代”，如何更好地解决养老问题是理论的考验，更是实践的难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蒲坚和经济学博士尹隆合著的新书，或许能提供一种新思路。

14日晚，《解放生命：生有所信老有所托》(以下简称为《解放生命》)在北京举办新书首发式。《解放生命》是中信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推出的《中国道路丛书》的第一本，集中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模式创新。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该书作序。此书是蒲坚从中信信托董事长位置退休后，为发挥多年知识而写作的，套用他的话，可以看作一种知识的信托利用。

夏日傍晚的北大朗润园，气氛温暖。蒲坚先生既不放PPT，也没有拿着演讲稿念，而是与观众分享起了写书的心路历程。两年前他就站在这里介绍了自己关于土地改革的著作《解放土地》，这本书5月拿到了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

新书《解放生命》则立足于“生命信托”的角度，从理论创新和业务实践两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打破了将“信托”仅仅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的传统认识，分析“信托”产生的本原，提出“信托是一种对人生存方式的制度安排”、“金融信托应从属于生命信托”等观点。

针对蒲坚提出的理论，厉以宁在序言中表示，养老问题首先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其实质是对未来预期的现世安排，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种具有综合功能的金融工具，沟通人的社会性和经济性之间的联系。解决个人的“消费无规划”和时空错位问题。而《解放生命》一书，为生命信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价值观判断，其逻辑体系符合理论创新的范式标准。

蒲坚在谈论养老信托的基础上，更是提出了对于国民经济学的新见解，尤其在所有制问题上，试图超越“公有”、“私有”的争论，提出“共有制”概念。同时，他对中信信托作为国企的市场能力也有论述。

“在与人相关的任何系统中，都闪烁着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性耦合’的影子。其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同时引发其他两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放生命》是在‘三性耦合’的基础上将人当作全面的人来研究。”蒲坚称，“养老”最终要达到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三元均衡与和谐。演讲较长，蒲坚讲了很多故事，甚至包括铁轨轨距的历史渊源，深入历史和实践，听来有趣。

以下为蒲坚先生的演讲：

一年半以前，我在这儿介绍《解放土地》时，总觉得尴尬，想讲什么走到半路全都忘了。

我今天不太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因为我是作者之一，还有一个合作者叫尹隆（青年学人，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养老投资中心负责人），他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大量资料工作的准备。今天我讲一下心路历程。如果你们从中体会出我写这本书内在的驱动力和内涵，那就是我今天所希望的。

我在路上看到一则新闻，称东北三省人口急剧下降，老龄化趋势非常严重，一年有108万人流出。这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刚才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先生说，这是新常态。

我1982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拉拉杂杂写了五六本书。第一本书是1983年写成的，叫《艰难的选择》，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本书了，辽宁出版社出版。当年中信集团和江苏省跟日本搞合资项目，经过很漫长的谈判，搞成当年中国最大的一家中日合资企业，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公司里做车间主任。我全程参加了两年的合作，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你如果不选择你就别无选择”，这是我书的扉页上写的一句。正好暗含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复杂的矛盾。第一本书是从当时实践中来的。

九十年代初，我女儿出生以后，我就离开了第一份工作，担任一家生产啤酒和食品的公司的总经理，是中信和江苏省投资的。为了总结我在这个公司8年的工作实践经验，从车间主任到工段长，到总工程师，到总经理，我就写了一本《企业文化论纲》。这本书21万字，一直放在我的抽屉里没有出版，我跟王斌交流过，现在拿出来看，也还没有过时。我女儿研究生毕业时，我就把这个东西当做礼物送给她。

后来我在中信信托工作。一年前我正式离开中信信托董事长的工作岗位，为了总结这十年来和信托公司的同事们、战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就写了三本书，《论信托》、《解放土地》和今天的《解放生命》，试图为这十年我辛辛苦苦和大家的共同奋斗做一个总结。

我写书，都是从实践中来，从问题出发，所有的思考都是要从现实的问题、现实的中国的问题出发，去寻找解决方案，寻找解决的逻辑的起点，这是我今天第一个想要表达的问题。

一年前，我在这儿介绍《解放土地》，是为了解决土地流转的问题。写这几本书主要还是因为现实对我们极大的压力，每时每刻都有很多现实中的问题缠绕在我们这些实践者或者实践的操作者的脑海。比如说我们在实践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公还是对私？马上就摆在你的面前。比如土地，有的人说，我们像西方那样把土地分了，土地私有化，这显然是不行的。公有制又存在效率的问题，有没有在中国现实的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在实践中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我写书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如果写出来的东西不能在实践中落地，或者不能为这个企业创造价值，我就把它放到退休以后去写。我要是在现实当中去写，一定要想找到一种模式、一种方法，能一边指导公司去实践，同时还能形成理论上的一种逻辑、一贯的思想，这是我所追求的。

我2004年4月21日到中信信托，当时这家公司只有2000多万的利润。孔丹董事长讲，你这个都是从利润分配来的，还是要从信托来利润。33亿总资产和2000万利润，就是摆在当时中信信托的现实情况，我们要突破这个状况。我的理念就是如果你没有想好、没有想通，就无法指导同事们在实践中逻辑一贯地推行这个业务，也就不可能超越同行。当时我们在信托业60多家信托公司中排第22位，所以我们要在实践中突破，没有理论的指导显然是不可能的。

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今天中信信托公司刚开完会，资产已经达到1400亿，今天的利润就是要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甚至150倍增长。我在离开中信信托时，大家说，蒲总，你一定要上去讲几句话，你给大家总结总结。我实在想不出讲什么，我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今天我在这儿也讲给大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