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今天这一步，早有迹象

美国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为这场激烈的争论提供了重要价值，但尚不完善，且在某些方面有误导性。虽然没有哪个思想学派或独立观察家有资格声称过去二十余年以来自己对中国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一部分人的确更善于领会北京方面的动机、预测中国的行动。坎贝尔和拉特纳提出，“美国应当重新思考对待中国的方法”，那么首先应当承认中国观察家之间存在差距，然后对造成差距的信念与假定加以分析。

两位作者指出，接触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也未能将中国转化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事实上，美国方面乐观的观察家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为掌握国内政治权力而愿付出的智慧、决绝和毅力，也高估了另一方面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以为它们能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融合和民主。自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使西方领导人期待一再落空的同时，找到从全球经济参与中获益的方式，并以刚柔并济的方式控制其国民。

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提、发展和民主的关系、参与国际体系的社会效应等学术理论对乐观主义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树立了确凿的权威，这使得乐观主义者更容易轻视甚至忽略那些与理论矛盾的证据。而且，自90年代以来，中国成功地对外开展政治宣传，使美国乐观者受到影响，误以为接触正在对中国产生预期效果。

许多乐观主义者还缺乏想象力和战略共情力。在他们看来，加入西方“俱乐部”是北京方面唯一的出路。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对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主流国际秩序的自由基石具有巨大的威胁。尽管对华乐观派的论点存在诸多缺陷，它们还是构成了美国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承诺推动美国的和平与稳定，造福美国社会的部分行业，自然得到了有关专家、企业家、政治家和前政府官员等广泛而有力的支持。

在坎贝尔和拉特纳看来，“这场对华政策论辩各个方犯了错误”。为了证明此论断，他们举出了“鹰派乐观主义”的例证：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虽然这种观点不乏支持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对华强硬派人士不再提出中美可以避免竞争，而是认为美国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保持领先。倘若911事件不曾发生，小布什政府本会花更多精力推动鹰派的方针。而且奥巴马政府曾在2011宣布“重返亚太战略”，表明他也曾试图回到这条老路上。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乐观地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能够改变中国，或引导中美关系走入平稳、和平的轨道。曾有人质疑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警告称中美竞争极有可能激化，但坎贝尔和拉特纳却忽视了这些声音。与乐观主义者相同的是，这些怀疑论者也分不同的派系。当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飞速发展的时候，曾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告诫：在人类历史上，快速崛起的国家向来倾向于寻求区域甚至全球霸权，这往往导致它们与当下的主导性大国发生冲突。大约在相同时期，个别的国防分析人士（以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为首）开始警告称：一旦中国拥有大量的精确打击常规武器，就将有能力抵消美国看似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从而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本世纪初，尽管美国有人提出中国正在开展农村选举、发展民间社团以及推进势不可挡的市场主导型经济改革，但有部分观察人士（如詹姆斯·曼恩、安德鲁·内森和裴敏欣）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真实倾向与表面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驰。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怀疑论者一直处于下风，乐观主义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占据优势。在此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向一边倾斜，不断寻求与中国接触，却对制衡中国实力增长缺乏认识，未能对相应外交和军事政策投入充分资源，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向中国这个新兴战略竞争对手开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风险。

今日，美国及其民主盟友们面临一个日益富强的威权主义敌手，它充满雄心又缺乏安全感。中国领导人正尽其所能地以符合本国利益、捍卫国内政权的方式重塑亚洲和世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但它的到来不应使我们感到意外。

（作者为艾伦·弗里德伯格，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副总统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