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急着放弃

坎贝尔和拉特纳把美国过去数十年的对华政策称作一场失败，这反映出华盛顿当局目前对中国政府国内外政策方向的看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二人的文章存在偏颇，文中描述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期望和战略时往往有失准确，而且鲜少提及美国对华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取得的诸多成就。

只有非常脱离现实的人，才会认为美国有能力促使中国放弃现有政体，并抑制其大国雄心。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美国可以通过展现国家实力和利用共同利益，来改变中国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因此，如果华盛顿当局草率地采纳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建议——不再尝试去影响中国的政策抉择，结果必将于美国不利。

在坎贝尔和拉特纳看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中国的建交开启了数十年失败的对华政策——美国自始至终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治轨迹。然而，中美和解的主要目的本来就不是去挑战中国政府的基本利益，而在于承认中美共同利益，与中国协作互惠。中国决定支持反对苏联的阵营，带给美国巨大优势，也沉重打击了苏联。比如，中国在与苏联和蒙古的边境线牵制了苏联大量兵力，超过苏联在各个华约成员国驻兵的总和。

通过与美国改善关系，中国领导人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在东亚的存在能起到积极的稳定作用，因此默默接受了美日的结盟。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指出的，如今中国政府对美日同盟的态度越来越不乐观，开始发展实力以反制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但目前来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亚洲国家将齐心协力将美军逐出亚洲。虽然极不情愿，中国分析人士依旧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可以约束其地区内盟国，防止地方性冲突升级。华盛顿当局可以利用亚洲各国对稳定的共同渴望，同时清晰展示美国硬实力，以鼓励中国在东亚采取配合行动。

虽然1979年为了实现中美邦交关系正常化，美国在对台湾政策上作出了部分妥协，但在随后几十年中，即使中国大陆实力突飞猛进，美国也成功为台湾提供了保护伞。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美国与台湾保持了稳固的关系，使中国大陆不至于贸然发起统一行动。今天的台湾拥有自由富裕的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因为美国过去五十年来在两岸问题上采取了平衡、知情、坚定的态度，那么台湾几乎必然不是今天的样子。

美国对中国以及世贸组织采取的政策也加固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网，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繁荣，甚至可以说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从中国进口增长的速度。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近期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以及外资企业转让知识产权，虽然都令人感到不安，但这并不是世贸组织协议的错，因为它只负责规范贸易行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签订更多协议，比如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极大改善现有协议的执行状况。

2005年，美国敦促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角色，成效虽不尽如人意，但也算不上失败。即便中国不情愿，也在美国的说服下更积极地为重大国际事务做贡献：比如减轻苏丹的种族屠杀暴力；促使伊朗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向朝鲜施压使其回到弃核谈判桌上来。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在这些动荡地区有极大的经济布局，可以单凭一己之力对抗国际压力。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认为，中国为扩大影响力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包括发展军事实力，都属于修正主义。对他们而言，就连中国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银行遵守国际发展贷款一切现行规范）的举措也属于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定义的国际秩序是“在美国领导下”的秩序。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当中国停止增长，不再寻求更大的、与实力匹配的话语权的时候，美国政策才算是取得成功。这种评判成功的标准脱离了实际情况，无法引导美国更好地应对现实里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虽然美国永远不可能主导中国的对外政策，但它可以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塑造中国周边的环境，让中国精英明白打破稳定局面的利害关系。随着中国实力逐渐壮大，对其施加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要达成目标，应该遵循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建议，在东亚地区维持强大的存在，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事实上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是这样倡导的。虽然坎贝尔和拉特纳把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华政策贬为一场彻底的失败，但他们推崇的战略其实与原先基本无异。

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对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内政外交政策感到担忧，就连中国内部许多观察人士也有类似的担忧。2007年时，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接下来十年内发生的事情，所以责备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过于天真、闭目塞听是有失公平的，因为他们本以为情况会更好。

最后，如果中国会发生渐进主义的政治变革，动力也必然来自中国内部。但美国应该继续鼓励中国领导人通过改善社会和市场自由来寻求政治稳定与繁荣。美国可以在两个方面采取行动：其一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公民以及精英阶层树立榜样；其二是继续努力说服中国领导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带来的稳定和财富，将超过国家主义经济和威权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中国仍然是股强大的力量，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动用巨大资源去抵制它。

（作者为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普林斯顿大学世界和平与战争政治教授托马斯．克里斯滕森，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帕特丽夏·金）

时间将证明一切

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质疑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假设。25年前，西方世界确信中国将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转型。这并不全是冷战胜利使西方产生的幻象。根据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理论，随着经济体接近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的门槛，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将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这种预期不仅来自西方的历史经验，也来自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史。而且，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人们能够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控制互联网之难不亚于“把果冻钉到墙上”。但事实却证明，中国共产党很好地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理论错了吗？从短期来看，它们确实错了；但从长远来看，下结论还为之过早。也许，我们还要等上几十年时间，历史才会证实现代化理论的真伪。

尽管如此，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是完全失败的。1994年我负责主编美国国防部的《东亚战略概观》时，美国已经意识到遏制中国、阻止其发展经济的策略终将失败，因为它得不到地区内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我曾对国会说，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待，终将把它变成美国的敌人。而使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即便无法确保中美世代友好，也能保留一系列合作的可能性。

为保险起见，美国还设计了另一套兜底政策，防止误判中国。坎贝尔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在美国的亚洲大战略上，某些美国人主张从中国着手，采取由内而外的方式。

另一些人则主张由外向内，通过缔结地区同盟关系稳定局势，制衡中国力量。这正是克林顿政府选择的战略。

1994年，我们开始复苏此前低迷的美日安全同盟。它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冷战的遗留物，有人甚至担心日本经济会给美国造成威胁。在日本，许多政治家认为美日安保条约已经过时，日本应转而靠拢中国或依靠联合国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两年的艰难努力，我们终于在美日两国削弱了此类立场的支持度。美日两国于1996年4月签署了关于安全同盟的联合声明，使美日安保条约成为后冷战时期东亚稳定繁荣的基石，一直延续至今。部分鹰派人士认为中国有意把美国驱逐出西太平洋地区，或至少将其封锁在第一岛链以外。但由于地处岛链核心的日本出钱让5万美军在日驻守，因此中国没有权力驱逐美军。

没有人能准确预见中国的长远未来，就连中国领导人也不确定。如果美国能维持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同盟关系，持续发展同印度的良好关系，就能在亚洲权力平衡中手握王牌。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优势不仅在于军事实力，还体现在人口结构、技术、货币储备以及能源独立等方面。我们不必过分夸大威胁吓破了自己的胆。华盛顿方面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内静观北京的动向。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可以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和金融动荡等问题上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

如此看来，美国的错误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就战略赌博而言，由外而内的美国对华政策有着超乎质疑者想象的强健生命力。

（作者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