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个法院内都有的常务副院长和相当副院长级别的（审委会）专职委员这两个稳定层级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即便在庭长之间，也有了细微的层级区别，例如参加审委会的庭长地位就高于不参加审委会的庭长。

也因此可以理解，法院内部如今分设了如此多的庭（从刑一庭到刑n庭，从民一庭到民n庭，以及其他法庭），更多的办公室（办公室、政研室、审管办）以及其他支持性的行政机构。

我们也还会有透视和理解知识产权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的另一视角或另一可能——不只是其公开宣称的功能或目的。

这些科层化的制度和机构设置，仅有一部分与法律的专业分工相关，法院领导，甚至几乎所有法官，都知道其重要甚或最重要的功能是有了更多“位置”能安排人，也便于法官流动到政法之外的系统任职。

学人若仅仅批评这些制度或机构设置不符合审判工作的规律，那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不知法院和法官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不理解深刻的人性。

奥威尔当年辛辣指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平等”——人类之所以如此追求平等其实就是试图掩盖，却掩盖不了人类追求的区别，包括优越。

科层制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满足了人的这一对于平等/不平等的需求。

因此，司法改革如果消除了这些层级差别，也许会收效于一时（源自大幅统一提高法官的工资和级别），却不可能抹去基于人的基本心理（人性）衍生出来的等级需求。

一个没有实在的晋升激励的体制更可能令该体制内的人缺乏工作激情。这一点大致是普世的。

事实上，为许多中国法学人赞扬甚或憧憬的美国联邦法院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系统，绝大多数中国法学人身处的校园也是这样一个系统。

在波斯纳法官笔下，由于不仅没有基于业绩的晋升，甚至几乎就没有晋升的可能，美国联邦法官已变得越来越懒。

他们也同样更关心权力的行使——判决投票，却不关心判决理由、论证和判决书写作。只有极个别热爱写作的法官如波斯纳本人还亲自动笔撰写判决书，其他法官最多也就是简单编辑一下由法官助理起草的判决书稿，然后毫不犹豫地署上自己的大名。

他们还要求越来越多的法官助理，并且与他们的实际承担工作量大小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联邦地区法官工作量最大，但助理最少，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工作量最小，但助理最多）。

不仅如此，当空闲多了，法官们甚至会更多时间内斗，挑他人判决书的刺，直至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也就解说了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最愿提出异议或并存意见书。

在大学校园里，除了极少数例外，无论教学还是学术写作最努力最勤奋的通常都是“青椒”，讲师或副教授，最缺乏学术科研动力的往往是教授，尤其是临近退休的教授。

如果这一逻辑是真的，那么当下的司改就必须准备接受这些肯定会出现的后果。或是应对，包括重建时下试图消除的某些科层制度。

这会不会是折腾？

@图虫创意网

司法改革的知识需求

只是信手拈来的两个例子，虽信手，却不是随意。

但我真正的问题是，尽管如此显然，为什么中国法学界没有谁来指出或展示这些潜在的风险？

这表明，中国法学人与法官，各行其是，也是当下的现实。

尽管在中国与在波斯纳笔下的美国原因不完全相同，但至少部分都源自法律人不了解不关心法院系统的实际需求，不了解司法改革中的法院的需求。

这意味着，除了其他外，中国的法学研究以及司法改革都还需要超越法律，超越法学，需要基于社会和法院的需求来关注和掌握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知识。

其实，这些知识在任何层面上都离我们不远；甚至离法学院很近。

走出北大法学院科研楼，右手就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多走几步就是经济学院，身后则是政府管理学院。在图书市场或网络上，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资源也是随处可见。

甚至，只要对生活足够敏感，不过分拘泥于专业、法律的教条和法治意识形态，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也会告诉我们一些（即便不会很多）与法院体制改革或发生有关的知识。

必须清楚意识到，任何学科都不会仅仅因其内部自洽和圆融，就可能有足够的生命力。

不关注法院系统面对的问题的法学，最终一定会失去法院的青睐。就犹如当年的经院哲学一样，非常精致，甚或恰恰因其太精致，却最终被废弃了。

“专家没有灵魂”，这一命题太多被理解为批评专家缺乏个人良知，在我看来，这其实更多是对现代社会中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知识生产的一种社会评判。

我期望，中国各级法院的至少一部分法官，无论在审判、管理还是政策研究岗位上，特别是司法改革的规划者和推行者，某种程度的关注，不但适度地调整其知识需求和储备，更能把自己长期身在中国法院这座山中的观察和经验，即便是很不入眼的经验，全都纳入一种社会科学的系统思考和分析。

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的司法，更可能促进和拓展中国的法学。

但愿，不是只能停留于希望！

（本文摘自苏力：《波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原文标题：“司法改革的知识需求：波斯纳「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译序”，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