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两个故事太符合今天法学界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者对于历史的想象了。前者预设了制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后者强调对于私人财产权近乎于极端的保护。英国曾经的成功确实激发了我国学人极大的研究与借鉴的兴趣，能从英国经验中提炼一些素材增强今天学术努力的说服力，无疑是令人振奋的。然而，或许正是这种从今天的学术立场及前见出发探讨历史，限定了我们真正审视观察英国经验的视角。

一、故事一：知识产权与英国的兴起

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英国为何曾经成为世界工厂，并且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这类问题无疑是值得中国学人关注并深究的。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最初的近代化及半殖民化始于战场上一再败于船坚炮利的英国，以及今日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英国制度与文化衣钵的美国，依旧是世界第一强国，并且是某种程度上值得中国学习与效仿的主要西语世界对象。

然而对于上述问题的关注，并未在中国催生“英国学”（类似于西人的汉学）之类的学科，去主动地对于英国的历史、现实去作更有学术意义的全方位的人类学观察；部分中国学人似乎更倾向于接受西语世界学者对英国史的自我诉说；与此同时，潜在地将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文明视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部分中国学人阅读英国历史的前理解。

大约在这一学术语境下，尽管斯塔布斯关于英国宪政史的某些书写，被梅特兰、波拉德等学者质疑，甚至被塞勒斯批判为“按思维模式往里填史料，而不是根据史实得出结论”（马克垚），但斯塔布斯关于中古英国社会议会功能以及《大宪章》的历史诉说，依然被中国法学界主流接受了，因为民主法治起到如此积极作用的英国，其经验似乎才是更值得接受和学习借鉴的，也更有利于中国法学研究者展开自己的法学叙事的。

在此背景下，在回答为何“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这一问题时，部分法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已经把寻找原因的目光先行锁定在“制度”并且是“相比其他地域更为优越的制度”这一环节。

因循这一思路，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撰写过雄文说明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该文似乎并不关注无敌舰队、西班牙在海洋贸易中的真实地位、尼德兰独立、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国际斗争等问题，而相对简单地归因于英国的制度优越，并断然否认“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剥削为手段”。这种思路下，当时世界上英国相对比较完备、而其他法域基本上还未出现或成熟的制度：知识产权，便自然地被纳入英国“正当而清白”地崛起（因此更值得我们学习）原因寻求者的视野。

道格拉斯诺思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虽然对于知识产权着墨并不算多，却在关键之处凸显了知识产权及类似激励制度的出现对于英国兴起的重要性。

第一章“问题”中，诺斯强调了“一项专为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可以提供创新方面“更为经常的刺激”；而在最后两章“荷兰”“英国”中，诺斯则直陈荷兰对于知识产权类似制度的缺乏，而盛赞了英国“已开设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了”。

而这种运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即意味着，以往被社会共享或者被私人以保密措施垄断的技术知识，从此可以成为一种公开的、具有对世效力的由私人享有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的权利化”，因为之前，公开的技术知识谈不上是某个人的权利；而私人垄断的技术则是一种基于事实上对于技术上的垄断而享有利益，至少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实践中，这种垄断利益是不能纳入权利范畴的。

诺斯的基于知识权利化而刺激了英国技术进步的讲述，可以部分地得到经验事实的印证。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英国运用专利来激励或者引进技术，在都铎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而1624年，英国就有了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利法《垄断法令》；稍晚的1709年，《安娜法令》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而问世。从总体上而言，英国确实在全世界最早开始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实践；而英国专利法、版权法的问世，又的的确确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前：出现相对正式的专利制度一百多年之后，珍妮纺纱机、瓦特改良后更具实用性的蒸汽机等等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相继问世。这使得人们很容易将专利制度与这些发明创造以及工业革命进行因果关系上的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