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一直饱受非议。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一个明显的趋势便是追求源于近代西方的各种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俨然中国存亡与否，立壁千仞，只争一线。除去一二对时代思潮深闭固拒的极端守旧之士，各种政治力量都以实现源自近代西方的立宪政体(君主立宪或是民主立宪)作为自己的宣传与实践目标。长期以来的历史书写，特别是晚近不少带有特定政治诉求的史论，基本上是按照各类政治势力或个人追求此一体制的广度与深度来展开叙述与评价的。在此情形下，在《代议然否论》里，章太炎声称在中国“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同时认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 。表面上看，实与近代中国政治的“主流”发展严重背道而驰。以至于在一部表彰清末立宪运动的著作里，作者如是评价：“一望而知，他(案：章太炎)缺乏最起码的宪政常识，根本分不清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是两种绝对不同的政治制度，不懂得议员与‘豪右’的区别。其反对是盲目的，无道理的。”更有甚者，章太炎的政治理想被今人视为“希望建立一个中华帝国，希望孙中山革命成功之后当皇帝”。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政治史，特别是近现代政治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也是研究者个人政治立场的变相表达。而在今天，中国与世界格局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过去颇为流行的分析历史的视角与方法，或许应该重新加以省思，以应世变。

历史与制度

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发表于1908年，当时，君主立宪思潮日益高涨，特别是梁启超、杨度等人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宣传“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呼吁清廷速开国会的政治运动。此外，在革命党的主流论述里，反清革命成功之后，要求实践民权主义，成立民主共和政府。因此，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里时常或明或暗地回应这两股政治思潮。

在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下，晚清知识分子多认为古今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优胜劣汰规律。时人断言：“天择物竞，最宜者存，万物莫不然，而于政体为尤著。”然在《代议然否论》的开头，章太炎首先指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在他看来，近代西方议会中的上议院成员(或曰“贵族院”)继承了封建贵族的权力与地位，议会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先前封建制度的遗产，而非与之断裂，因此，代议制的出现，与西方中古以来的政治与社会情状息息相关。这与佩里?安德森对西欧绝对主义的论述非常相似，促使新兴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绝对国家主义，看似替代了封建体制，实则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带有很强的封建主义气息。这也正如韦伯所言，自愿以政治事务为旨趣的真正议会制代表，“如果撇开西方所独有的身份群体与各阶级的发展不谈，所有这一切都将不可理解”。反观中国，魏晋以降，作为具备世袭权力的封建制度日趋消失，后世某些地域虽有世袭的等级差别，但并非主流情形，社会上的平等之风远甚于西方，此乃中国历史的优点。因此，比较中西历史，“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议会制度，不但不能保障民众的权利，反而会制造许多新的贵族，这明显与中国历史的走势相违背。章太炎向来主张政治应“依于历史，无骤变之理”。他论述代议制度是否合理，首要的关注点即从中国历史流变中分析这一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社会，是否能促进中国政治的发展。

章太炎

中国有极为悠久的历史编撰传统。顾炎武云：“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历史故实往往影响后世的政治行为，甚至成为制度与政策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在晚清，随着时代危机的加剧，不少士人在寻求救亡之道的时候，深受肇自日本的新史学思潮影响，开始全盘否定中国历史典籍原有的内在体系与价值。王国维声称：“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主张国粹主义的邓实更是痛陈：

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诸夏黦黦，神州莽莽，中区鱼烂，道术将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梁启超宣扬的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的观点能够广为传播。而新史学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在中国长期“无史”的情形里，从“国家”、“国民”、“群治”等近代政治概念出发，改造旧史，撰写一部新的中国史。这背后所显现的，即中国历史自身的流变已经不足以成为今人思考政治问题的思想资源，甚至成为在制度建设中必去之而后快的消极因素。能够成为历史借鉴的，只有已经被上升为“公例”的近代西方的历史演进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