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留学生群体中，这样的情况甚至不算是太糟糕的状况。前面说的这几位，只是能力远低于中国学生罢了，但是至少洁身自好、遵纪守法——而许多留学生甚至连这点都做不到。根据笔者调查，许多高校教师不敢招收来自非洲及南亚的留学生，理由包括“撒谎成性”、“有骗签证的风险”，“领取奖学金后不配合学习，不好毕业，不好管理”。部分外籍男性人口涉嫌严重的签证超期、滞留不归，已经是公安系统尽人皆知的事情。许多女大学生常受到外国男性留学生（尤其是非洲和南亚裔）的搭讪和纠缠，微信留言则是赤裸裸的性骚扰。笔者在山东某大学的友人，是位长相比较萌的女医生。某南亚国家留学生才和她见过几面，就整天缠着不放，竟然还提出“我想去你的宿舍，就咱们俩，请你给我教教汉语”这样居心不良的要求。好在友人当机立断，屏蔽此人一切联系方式，还故意“消失”了好几天，总算躲过一劫。是不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就一定不行呢？还真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哪怕是发展中国家，按照概率也会产生人才。当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但是派往苏联留学的都是一时才俊。他们非常珍惜宝贵的留学机会，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归国之后全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栋梁。留苏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有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赵鹏大、农业部原副部长王连铮等等。由此可见，留学生来自发展中国家，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国对留学生缺乏必要的正向选择机制——以致发展中国家真正的人才没有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反而是一帮不学无术的八旗子弟。

从背景来看，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多数留学生，其原生家庭在母国非富即贵，少说也是个小地头蛇。从笔者的寻访来看，迄今没有发现出身贫苦却因发奋读书而来华求学的案例，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外国版欧阳修、范仲淹的案例。由此可见，我国的留学宣传还停留在“走上层路线”的模式，影响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高衙内”。问题在于，批量引进“高衙内”的意义何在？

全面反思引进留学生的意义

在华外国留学生的状况，用“乱象丛生”来形容毫不为过。乱象的起因是错误的指导思想，将在华外国留学生数量上的增加等同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绩；而高校的某些领导，也将留学生数量的增加等同于“提高国际化水平”的政绩。上述政绩观不仅十分荒谬，而且极为危险。

上述政绩观的荒谬之处，在于完全忽视国家利益，舍本逐末。如前文所述，引进外国留学生基本上是国家倒贴钱，这些财政经费都是人民的血汗。国家做出的投资，理应为中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可是大量外国留学生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挤占了本应属于中国年轻人的受教育机会，却并未做出什么实际贡献；更有甚者整日游手好闲、放荡形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要说投资回报率，投资中国学生的回报率可真是高太多了。2017年，全国应届毕业生中，本科、硕士、博士的起薪平均水平分别为4854元/月、6791元/月、9982元/月【4】。薪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生产率，因为薪酬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被拿走剩余价值之后的部分。由此推算，中国高校培养出的一个中国博士，每年至少创造20万元以上的产值。而留学生中的“高衙内”们，凭着三脚猫本事是不可能在中国找到工作的，花钱养他们的意义何在？

有人或许以为，多招收一些外国留学生有利于开展民间外交。那么我们要负责任地说，按照现在这种乱象丛生的模式运作，肯定达不到推动民间外交的目的：

“高衙内”们游手好闲，却毫无理由地享受了大量资源，在华期间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多是负面印象，还不如压根别来；

“高衙内”们不思进取，回到母国也不过是靠着家族关系，还能指望这些人为民间外交长期发挥积极作用？

“高衙内”们不学无术，却拿着中国高校颁发的镀金文凭装点门面，最后还不是败坏中国高校的形象？

至于把留学生数量和所谓的“高校国际化水平”挂钩，则是国内某些头脑不清醒的学者制造的伪概念。例如，某些学者认为中国重点高校的留学生比例不到4%，而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校普遍为10%-20%。比如，澳大利亚留学生占在校生总数比例达到了19.8%，英国为16.9%。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中国高校“国际化水平太低”，要奋起直追。可笑的是，他们忽略了欧美高校的留学生比例高的根本原因。

英国政府因财政赤字严重，近年来不断削减大学科研经费，中国内地留学生（语言学校、本科、一年制授课硕士）已成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教育产业最大摇钱树。换句话说，英澳等国在作为公共资源的高等教育配置方面，完全不考虑公平，仅仅在意的是出售教育产品，高额赚取外国学生利润。教育是生财工具，大学是“商业中心”，将大学当作公司来经营，盈利为上。

英国大学的学费往往分为多个等级：本地人学费最为廉价，而欧盟以外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地人的5倍以上。其高等教育产业化主要体现在这几个地方：首先，招生市场化。大学委托多家专门从事留学中介或代理机构代为招生，并以学生学费的一定百分比返佣。其次，专业设置市场化。大学大量设置留学生喜爱的商科等热门专业，并用这部分收入支持学校整体发展。再次，增加录取门槛，让大量学生无法轻易达到要求，主要是语言和标准化考试。由此带动学校语言学校、语言课项目、语言考试、语言考试培训等市场。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些英语系国家留学生多的情况，完全是因为其国内生源不足转而寻求国际生源来给高校续命的办法，而不是什么有意营造的国际化，和高校的办学水平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片面地将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当作政绩，更是一种无视社会公平的危险价值取向。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还谈不上充裕，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机会就读一流高校。以“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为例，应届一本达线率为52.06%，本科达线率为90.09%【5】。而我国非重点高中的高考整体成绩远低于毛坦厂中学的水平。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让“高衙内”们在中国高校镀金，就意味着剥夺了许多中国年轻人的上升空间乃至改变命运的机会。用这种手段来实现所谓的“提高国际化水平”，难道良心不会痛吗？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名篇《韩非子·五蠹》中振聋发聩的名言：“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要用的人；而国家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利益。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政策，已经到了积弊丛生、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纲举目张，正向选择外国留学生

外国留学生政策的症结在于缺乏明确的价值取向。某些头脑不清醒的学者和教育官员，片面鼓吹“提高国际化水平”，却完全不清楚这样做有什么用。当务之急，是为外国留学生政策建立明确的价值取向；纲举目张，在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建立对外国留学生的正向选择机制。

外国留学生政策应该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大道至简：

1）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2）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