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bet365苹果版专栏作者 雁默】

5月15日，马英九被控泄密案，二审撤销一审无罪判决，认为马英九泄密，违反通讯保护法，改判有期徒刑四个月，得易科罚金。全案还可上诉。

马英九终于被判有罪，也算是“高等法院”送给蔡英文就职两周年的大礼，除了承审法官，那位誓言追究“办绿不办蓝”法官的“监察委员”陈师孟，也得记上大功一件。

此案在政治面向上看，是2013年“九月政争”的延长赛，马有罪，司法关说者王金平、柯建铭无罪，等于是在政治上，判决马英九在“马王之争”中全面溃败。

只是，政治，此一时彼一时也，拜蔡英文执政不利之赐，马英九现在的高人气，不是2013年可比的，这项有罪判决，关不了马英九，却可能重创民进党年底选情。

令人不禁觉得可笑，已然失魂失语的国民党怎么这么难被消灭？而深绿，则永远是国民党最佳助选员。

马英九（图源：台湾联合报）

关于泄密罪，这个故事简单讲，就是2013年时特侦组(“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为侦办某“高院”法官的收贿案，而监听民进党“立委”柯建铭，柯因另外一个案子缠身，打电话请托“立法院长”王金平向“法务部长”关说，盼“高检署”不要再上诉，整段司法关说的过程被特侦组监听取得。

后来高检署果然决定对柯不上诉，而遭特侦组怀疑接受关说，于是检察总长便告知“总统”马英九关于“立法院长”与在野党大党鞭涉及司法关说的事证。马英九得知后立即召请“行政院长”与“总统”府副秘书长到官邸讨论此事，并请“检察总长”隔天向“行政院长”做专案报告。

此事后来愈滚愈大，最后成了一场国民党内部马、王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就是俗称的“九月政争”。

马英九卸任后，2016年11月，多个台独民间团体到台北地检署(北检)告发马英九涉犯刑法泄密罪，2017年3月14日，北检侦查终结，起诉马英九触犯泄密、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个资法三罪。

所谓泄密，是指马从检察总长得知消息后，泄密给“行政院长”与府副秘书长2人。北检认为王金平涉及司法关说案，属于“‘国会’自律事项”，而非“总统”职权，但马英九泄露个人资料与侦查中的秘密，违反“宪法”保障人民之权利。

用白话说就是，“总统”就算明知“立法院长”犯罪，也无权处理，因为“总统”没有指挥“立法院长”的权限。此案只有检察机关可以单独行使职权，“总统”无权干涉。

一审，马英九的无罪答辩主张“‘总统’有行政特权”，有责任处理影响“宪政”的重大事件。2017年8月25日，承审法官宣判马英九无罪，并提出判决说明。法官认为马英九将其获得之侦查资讯透露给“行政院长”与府副秘书长，确实是泄密行为。但“宪法”第44条赋予“总统”协调各部会的权责，故而虽构成泄密行为，但符合比例原则，为“依法令行为”的阻却违法事由，而做成不罚的决定。

“宪法”第44条内容为：“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争执，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

法官援引简称为“院际调解权”的“宪法”条文，引起法界争议。简言之，“宪法”只是一种准则，方向式规定，并非含有详细法规的法条，所以条文解释空间过宽，用于此案，有让“总统”一职扩权之嫌。

二审，马英九仍维持无罪答辩：当时是“立法院长”、在野党“立院”大党鞭、“法务部长”、“高检署”检察长涉及集体关说司法，“总统”依“宪法”执行职务，处理将发生的政治风暴，请“行政院长”及“总统”府副秘书长共同商议，未公开任何资讯，以“最大限缩、最小侵害”审慎处理危机，没有犯罪。

马并质疑：只与“行政院长”、“总统”府副秘书长讨论，难道这样还不适当？难道要“行政院长”看到媒体报导，仓促面对“宪政”风暴才适当？

最后马英九质疑北检：北检的逻辑及主张，禁止“总统”与“行政院长”讨论，甚至禁止“总统”思考，无视“总统”的“宪法”责任，难道要“总统”面对司法关说案、可能的“宪政”危机，什么都不做，只能回家睡大觉？

总结以上，北检认为“总统”无权管“立法院长”的事，马英九主张，“总统”当然有责任处理“院长”级的犯罪。

案“检察总长”直属于“法务部”，“法务部”直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又为“立法院”所监督，如果检察总长仅将“立法院长”违法事证交给“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能管“立法院长”吗？最终“行政院长”不仍得交付“总统”裁决吗？

那么，秉司法独立之精神，检察单位不能独立办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