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勒夫主要还是位“技术型”教练，他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建筑在克林斯曼时代的风格以及团队的基础上。和默克尔一样，他是一位杰出的“守成者” ，将其前任留下的实力发挥到极致。但若要问他给德国国足注入了什么属于他自己的内涵，恐怕就说不上什么来了。因此，随着克林斯曼时代的那些领军队员先后挂靴，勒夫的“胜利号角”就不太嘹亮了，“德国轻型战车”的光环虽然还在，但光泽已大不如前。

2014年获得冠军，勒夫没有功成身退，人们可以理解；2018年败得如此不堪，勒夫依然不退，这是知难而上？还是留恋宝座？还是如默克尔那样采取“坐观其变”的策略？

厄齐尔和君多安：德国队里的“异类”还是“异族”？

本次世界杯开始前不久，德国国足中的两位土裔队员厄齐尔（Mesut ?zil）和君多安（Ilkay Gündogan）与在伦敦进行竞选活动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见面合影，并向其赠送各自的队服。

见面、合影、赠队服也就算了，最让德国舆论难以接受的是，君多安还用土耳其语在给埃尔多安的队服上写上：“献给我的尊敬的总统，致敬。”

这些照片在德国的球迷中和舆论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其影响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

图片来源：社交媒体截图

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Reinhard Grindel）表示：“我们当然尊重有移民背景球员的特殊处境，但埃尔多安先生却并不充分尊重我们足协所认同的价值观。”

国足经纪人比尔霍夫（Oliver Bierhoff）指出：“他们两人并未意识到这些照片的象征意义，我们当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会找他们两人谈话。”他同时强调：“但我始终不怀疑他们为德国队效力的意愿和对我们价值观的认同。”

政界对照片也颇有微辞：基社盟（CSU）议会总干事米勒（Stefan Müller）撰文表示：“我们国足队员应该认真考虑是否真愿意被独裁者的竞选活动所利用。”右翼“选项党”领导人魏德尔（Alice Weidel）在脸书上写道：“君多安和厄齐尔该在家呆着！”她认为厄齐尔和君多安不应属于德国国家队。

为了减少“合影风波”的不良影响，君多安特意请求比尔霍夫安排他和厄齐尔与德国总统见面。后来施泰因迈尔与他们一起在总统府花园内散步的照片见诸于各大媒体。

尽管如此，“合影事件”发生后，厄齐尔和君多安在每场热身赛中只要一接球就会招来德国球迷的嘘声；德国队表现不佳，他们俩会首当其冲受到指责；本次世界杯德国首战墨西哥失利，厄齐尔的表现被德国足坛名宿巴斯勒（Mario Basler）称为“死蛤蟆”（“Toter Frosch”）；对韩国那场失败后，厄齐尔在退场时遭到“极端”球迷含有种族歧视的恶语相向。

德国队出局后第三天，厄齐尔发推表示：“小组赛中即遭淘汰，内心至痛。我们的确踢得不够好。我需要时间才能摆脱这份低落。”结尾处他加了“对种族主义说不”（#SayNoToRacism）。

他的这个推文又引发德国舆论的质疑：有的嘲讽他干嘛用“英文”写推特，意指他在变相抗议，其实他以往就经常用英文写推；有的则认为他最后那句话是在对自己的遭际表示不满。

问题是，厄齐尔的遭遇难道很公平吗？

归根结底，整个事件涉及以下几个敏感点：1）土裔德国人；2）在德国被称为“独裁者”的埃尔多安；3）合影时埃尔多安正在伦敦参加竞选活动；4）君多安在队服上写了“我的尊敬的总统”。

第一点长期是德国社会的“隐患”：二战后德国人力奇缺，“经济奇迹”时又急需劳力补充。恰逢此时土耳其经济复苏迟缓，大量劳力过剩；西方阵营又非常重视北约成员土耳其在对抗苏联中的地缘战略作用及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桥梁地位，所以，德国政府迫于各种压力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同意从土耳其引进劳力，即所谓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

他们中的第一代多为单身普通工人，文化程度低。在异乡孤独生活和工作，家乡的文化、伊斯兰信仰以及与同胞的相依为命便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坚守的主要力量支撑。从开始只是限时居留，到后来拖家带口扎根落户，旅德的土耳其人经历了两三代人的奋斗和打拼。

客观说，在德国这样一个文化和宗教相对单一、思想和习俗相对保守的社会里，外族要生存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国人的“排外”意识固然与纳粹时期的宣传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不愿外人打扰和破坏自己原有和固有秩序（Ordnung）的民族性格。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相遇和相撞，社会矛盾就无法避免，平行社会逐渐产生。 所以，土耳其移民，哪怕是后生代，一直很难真正融入德国社会。加上德国人的生育率常年下降，而土耳其穆斯林却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地积极生育，导致德国人的危机感日益加重，以至于有人说：“女人的子宫成了土耳其现代殖民的秘密武器”。

第二点和第三点涉及双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意识：埃尔多安要实现其“总统集权制”和“新奥斯曼主义”，离不开海外土耳其人的支持，而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诸国却不希望埃尔多安的影响力波及和分裂他们的社会。两位土裔队员与“独裁者”合影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德国人对土耳其人的不安和反感。

最严重的还是第四点。它强化了德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意识。厄齐尔和君多安都加入了德国籍，按理说他们的总统应该是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aier），可君多安却称埃尔多安为“我的尊敬的总统”，这下可踩了德国人的“底线”。

那么，这个“底线”到底是什么呢？

是在尊重宪法基础上对德国社会体制和价值观的认同？还是开始比赛前必须一起唱国歌？还是身在民主国家就不能与“独裁者”有丝毫瓜葛？还是必须对所在国具备“有我无他”、“非此即彼”、“全心全意”的不二认同感？还是“拿了我的国籍，就必须是我的人”的所谓民族主义？

其实，厄齐尔和埃尔多安以往有过多次见面，合影也早已见诸于网上。譬如，七年前，他就曾和埃尔多安合影，并向其赠送他当时服务的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的队服。这些照片在当时并未引起德国媒体的关注，更无人对此提出什么质疑。为何现在会掀起轩然大波？

如果默克尔这样一位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都能数次去安卡拉“觐见”埃尔多安，为何一位家族均来自土耳其的运动员就不能和埃尔多安合影呢？当然我们可以说默克尔是为了国家利益，那厄齐尔和君多安在意乡情仰慕名人就该受到这般奚落吗？

其实，“合影风波”只是表相，它反映出来的则是更深层的问题：

1）厄齐尔和君多安的行为和观念并未变，变的是时代大环境，变的是德国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更大的变数其实存在于一个“不变”中，那就是，张扬的民族主义必然随时会从“自豪感”陷入“玻璃心”的尴尬境地。

2）德国人对异族的态度始终摆脱不了“为我所用”但“不为我信”的魔圈。1994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上，德国卫冕失败，进入八强后即被淘汰。当时，改革势在必行，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吸收有移民背景的优秀球员。之后，德国国足走的顺利时，皆大欢喜；走背的时候，外裔队员比较容易成为责难的靶子，认为他们不够尽心尽力。厄齐尔和君多安就是最好的例子。

3）厄齐尔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只把足球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但足球在德国不仅仅是职业，还具有榜样和楷模的作用，更是唯一一个可以尽情表达民族自豪感的载体。这次对两位土裔队员群体发难说明，“冠军”称号已成德国足球的负担；同时也凸显足球作为德国人抒发和寄托民族情的载体，其负重已到了难以承受和令人窒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