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

由此也就产生了关于2015/16年难民危机原因的另一种解释：德国不莱梅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努夫（Philip Manow）认为，默克尔当时不顾有关法律打开国门开放边界，并非出于人道精神。

当时，经济低迷之中的希腊遇到难民潮的冲击，已失去了逃离此劫的能力。希腊如果崩盘，此前默克尔力主救援这个爱琴海之国的所有资金将一去不复还。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默克尔才仓促做出了令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开门”决定，以此舒缓希腊的难民压力。不然，希腊破产之时，也就是默克尔政治生涯的终结之日。

马努夫教授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它顺理成章地解释了当时难民潮时出现的种种迹象：德国内部协调相当糟糕，联邦与各州，各州与城市之间只是在匆匆应对，措施的临时性应急性很强；欧盟内部根本就没有就分配难民达成一致，实际上，这个状态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改观，并一直影响着德国的内政和欧盟一体化进程。

英国脱欧

2016年夏天的那场公投，使英国重新走上“光荣孤独”的老路。微弱的多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走向，给英吉利海峡两岸带来了不可预测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至于那场公投产生的原因，除了时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本人的政治算计外，欧盟结构不完善、德法分量过重、难民潮、英国社保系统受欧盟人员流通的压力等因素都曾对英国公民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英国经济的整体状态要略强于欧盟，英国人担心自己的发展被欧陆拖后腿。这也符合英国在对欧陆关系中的一贯表现：自己不好的时候，拼命靠近联盟（在自己被称为“欧洲病夫”时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可加入后又嚷嚷着要离开（历史上曾举行过两次脱欧公投）。

欧盟作为一个“化零为整”的政治试验，说其“前无古人”毫不为过，至于是否也“后无来者”目前还不好说。不管怎样，它凝聚了几代精英们的集体智慧，许多设想考虑周详长远，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肯定，欧洲的“分裂”危机几乎无一例外地源于自身，而非外部。

中国没有“分裂”欧洲的动机

欧盟指责最多的所谓“外来分裂势力”主要指中美俄三国。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三国是否具有“分裂”的动机和能力。

俄罗斯：

冷战结束后，其战略空间在欧盟和北约的双重压力下大幅收缩。“收复”克里米亚可谓普京无奈中的背水一战，为西方画下了一道“红线”。客观说，一个趋弱的欧盟对莫斯科阻止西方的进逼和恢复“战略纵深”应该是有利的。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主要靠出口能源来支撑，而能源生意多为大宗买卖，与一个个欧洲国家单独谈，既耗时又复杂，而与欧盟这样的规模或多国集团谈应该更容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普京有政治上“分化”欧盟的动机（赢得更大的影响力，缓解制裁压力），却无“分裂”欧盟的目标（对经济和贸易并无好处）。再说，即便莫斯科想分裂欧盟，单凭其一己之力，恐怕也实现不了。

美国：

北大西洋联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原先的战略对手俄罗斯不再成为威胁后，这个联盟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人的质疑。

在他们眼里，欧盟和欧元的诞生，说好听点是欧洲盟友想与他们平起平坐，说得难听点就是“昔日的徒弟如今自己要当师傅”。因此，华盛顿对欧洲的态度从信任转为疑惑，又从疑惑变为猜忌，现在干脆“同床异梦”“面和心不和”。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霸主，美国对任何有做大趋势的势力都会非常警惕。站在特朗普的角度，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欧盟无论作为战略对手还是贸易伙伴都有百害而无一益，所以，他发自内心希望欧盟是盘散沙。的确，欧盟如果散伙，与美国较量时将永远处于下风。

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种种动作（贬低北约、逼盟友增加军费、拉拢中东欧国家、挑唆法国脱欧单干、征收关税等）看，他对欧盟的“质疑”不再局限在口头，而已成为其施政的一个重要目标。

所以，美国不仅有“分裂”欧盟的动机，而且还是唯一有能力做到这点的国家。

中国：

崛起中的中国，即便很低调，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挤压。中国虽然已经相对强大，但依然处在发展阶段中，因此，树敌绝对不可能是它的本意。

从均势角度看，中国乐见一个多极的世界。俄罗斯、欧盟的强大，能更好地牵制和分散美国的精力和注意力，而欧洲只有在团结和一体的情况下才有望成为这样一支力量。因此，中国不可能希望欧盟分裂。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为了打通欧亚通商的脉络。如果把新的“丝绸之路”比作一座大桥，那欧盟和中国就是河两端的“桥头堡”，缺一不可。因此，欧盟若分裂，桥头堡何存？对中国又有何益？

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曾表示：北京若希望欧盟尊重“一个中国”，那它也应该尊重“一个欧盟”。他这话反映了欧盟对北京的猜忌和抵触，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和中国通过“16+1”这个平台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有关。

对于欧盟的这份“超级敏感”，笔者虽然可以理解，但不能认同。

之所以“能理解”，因为欧盟虽为“联盟”却未真正成“一体”，仍处于成员国各自为阵的“分治”状态中（有点类似 “军阀割据” 时候的中国）。当面对强大对手时，结构松散的欧盟自然会觉得底气不足，在客观上已将自己视为“弱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敏感反应，过度解读，夸张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

之所以“不认同”，因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加布里尔所代表的那种观点既欠缺客观性，亦没有逻辑性。中国既无分裂欧盟的动机，亦无分裂欧盟的能力。

再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从客观上只会帮助缩小“新旧”欧洲之间的发展差距，对欧盟的一体化有百益而无一害。

结语

欧盟现在亟需跨越的是以下两个“鸿沟”：1）南北欧之间的“穷富”差别；2）东西欧之间的“新旧”之争。

欧盟当前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1）摆脱美国必须经历的“断奶”之痛；2）内部利益分散而导致难以形成“凝聚力”；3）极端和民粹势力的迅速崛起，对建制派形成巨大压力。

还有一个“怪圈”也不可小觑：精英阶层认识到欧洲若要生存必须联合（united），普通百姓却认为只有维护本国利益才是真。这会导致相悖而行的社会发展趋势，后果令人担忧。

在这样的处境下，政要们散布各种“分裂说”其实是在对严峻复杂的现实做庸俗化的解释。从中反映出来的“短视”和“昏愦”不得不让人替欧盟的未来捏把汗。

殖民时代、工业时代、冷战时代，“西方模式”席卷全球，势如破竹。那时，欧美从不认为自己的模式是在威胁和碾压其他发展模式，而是坚信自己在播撒文明的种子。

的确，制度的胜负要靠竞争，而竞争在很多时候未必就有客观公正的裁判。

如果西方具有制度自信，为何又要把自身危机的原因推到别人身上呢？这种做法表现出来的恐怕不是民主，而是傲慢；更不是制度自信，而是制度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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