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以来的传统复归：

逃离革命意味着逃离了

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

最后，戴锦华谈到了中国经济崛起之后，中国人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的重归。她首先指出，中国崛起不是一个内部的宣告，而是一个外部的指认。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第一次被放在了拯救者的位置上，并且是欧美世界仰望并期待的拯救者的位置上。当中国崛起作为一个经济学事实、一个统计学事实、一个消费主义事实，开始由外而内地进入到中国的自我指认的过程中时，一个变化悄然发生了：中国开始从一个无名、病态的、例外的、弱小的国家渐次恢复它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同时，我们开始回收前现代的历史。

中国人终于开始意识到，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着连续的文明历史的古国，而其他很多辉煌璀璨的古老文明都被时间湮没了、被殖民主义彻底地摧毁了。在重新迎回这段前现代历史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中国文化不是超稳定结构。从秦汉到明清，中国有着自身的历史脉络；清帝国沦亡的过程，也并不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而恰恰相反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毁，是一个强盗的劫掠。于是，我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重归了。

与此同时，戴锦华发现了一个令她感到警惕的事情，那就是年轻一代在历史知识越来越丰富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种她从未有过、也从未曾向往过的历史体认——对传统中国文化中权力逻辑的体认，对当权者的体认——这种体认不仅是知识性的，而且是身体和情感的体认。这种体认体现在大量的通俗写作、演义、历史文本，甚至是当代人的古文写作中。电视剧《雍正王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在《雍正王朝》热播期间，导演曾说，“这部戏我没想说别的，只想说一件事，当家难呐！”这让戴锦华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她整个成长，甚至直到死亡的过程中，她从来没有想过，要站在当家者的角度去体会当家有多难；相反，她想的永远是像她一样的草民在种种权力的挤压下生存得有多难。她以为，“我受到的所有历史教育都是要教人倾听历史的无声处，而不是倾听大人物的洪亮言说。”

除此之外，戴锦华还有第二个震惊。在与年轻学生的接触过程中，她发现，当年轻一代的历史知识已经如此丰富的时候，一个新的丧失发生了。换言之，人们在回收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再次付出。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便出现了：遥远的是贴近的，而切近的是陌生的；历史地平线的尽头是1980年代，1980年代之前的历史在年轻一代的认知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戴锦华看来，当我们再次付出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失去了20世纪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20世纪的中国在四面围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要活下去、走出一条路，这当然是国家的意志，同时也关系着每一个民众的生存，是每一个民众别无选择、被裹挟其中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每个人生命的内在经验，是中国历史一个高度有机的组成部分。她认为，20世纪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样式的革命，革命之于中国至少意味着一种另类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当我们用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去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也消解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差异性元素——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行不通，因此中国被迫选择一种极端的、激进的方式。

戴锦华认为，当我们放弃了20世纪中国独有的文化逻辑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真正重返前现代中国的历史。因为，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当代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题、永恒的痛苦和挑战，那就是“在一个革命性的、实验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永远遭遇到关于秩序和革命的双重紧张”。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逃离，当年的红卫兵所面临的无限忠诚和造反有理的命题。这一命题在戴锦华看来是内在于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内在地包含了这样一种文化张力，它也是中国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旁边，是载舟覆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逻辑，这才是中国文化内在的自我更生、自我演进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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