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7期，授权bet365苹果版刊发。）

受访者丨丁耘

记者丨刘周岩

三联生活周刊：梁漱溟凭一篇《究元决疑论》，以中学学历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教师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人们常以此说明蔡元培之“开明”或梁漱溟之“天赋异禀”。梁漱溟早年表现出的“天赋”究竟在何处？从教育背景看，梁漱溟所受无论中学、西学训练均不系统，他的学问与洞见又从何而来？

丁耘：此事无甚稀奇。梁漱溟其实颇符合蔡元培的要求。蔡氏“开明”固不假，“精明”更是真。彼初掌北大，既不欲依靠旧学统绪中出来的教员，又不能废中学而不讲。而胡适之这位以西方哲学为范本整理中国思想的、有“系统西学训练”的大人物尚未归国，则蔡氏只能在本国寻觅能用新眼光讲中学的人。印度哲学专才，就是今天也仍奇缺。从佛学背景入手寻找，也是聊胜于无。本来梁漱溟和他的印度哲学，对于蔡元培也就是聊备一格。他真正倚重的，将是胡适博士与西学。而梁漱溟在当时一些尸居余气、残留晚清气味的北大教员衬托下，绝对是自带西学光环的新派人物。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第六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第七人是梁漱溟

《究元决疑论》显示了这位24岁的作者既熟悉中文佛教典籍，又能读英文西学文献，能用西学道理谈论佛学，且分析颇深入精细。这在当时国内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里，可以算中西学俱佳了。要知道当时大学毕业生都是凤毛麟角，遑论“海归”。梁漱溟是新学堂出身，从小习英文，“西学训练”可谓不错了。而“中学训练”成系统者，往往守旧，非蔡氏所欲延揽者也。

梁漱溟本人在佛学修养方面的表现亦可谓早慧。《究元决疑论》是探讨佛理的作品。具体分为《佛学如宝论》（即“究元”）、《佛学方便论》（即“决疑”）两文。佛学文章不比其他，要写得如理又得体，其实甚难。首先佛学不是学佛，盖出于学术而非宗教，否则难以说服尚无正信者。

其次佛学也不是一般哲学或科学，又要有一些亲身修习，否则或成史学考证，或成概念戏论。民初时好谈佛学的名流不少，但往往不是谈成考据如梁启超，就是搞成玄理如章太炎。梁漱溟晚年坦率地说，这两位研究过佛学的前辈，其实并不真懂佛。至于胡适，于佛学可谓始终隔膜；并玄理及考据亦实非其所长，尚差章、梁一头地在。像《究》文那样既深细又纯正，且能同西学相互参照的佛学文章，其实罕见。蔡元培本人前清翰林出身，又尝负笈泰西研究哲学，可谓于中西学均有“系统训练”了，其能提携梁氏，岂偶然哉？

梁漱溟自幼即善自学。唯善自学者，能抉择、能裁断，能增学力，能有主见。仰他人鼻息，一心欲预西学之流者，学问或者有之，洞见则不易得，盖人云亦云、不敢专主也。胡适训练似较陈寅恪正规，成就难望其项背者，盖因陈氏之见地，绝非欧美大学可教也。“学识”高于“学问”。而前者不如后者可传可受也。无论多正规的“学术训练”，都无法培养出见识、思力、愿力。

梁漱溟以及一切深造而自得的传统思想者，除自主阅读外，皆得力于观察世情、反躬自省、身体力行、学思相长。“学术训练”固决不可缺；唯条件不足时，尚可自行弥补。而洞见、见识与思想，则非单纯“学术训练”可致者。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如何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谱系中为梁漱溟定位？从新儒家的角度，有人将其与熊十力、冯友兰等并提；从身体力行寻找中国现代之路的角度，有人将其与黄炎培、晏阳初等并提；艾恺还曾将梁漱溟比作“中国的甘地”……你觉得谁是可与梁漱溟相参照的人物？

丁耘：梁漱溟曾这样概括自己：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这话既含谦虚，也有骄傲。实则学问与问题很难截然分开。唯学问有精粗，问题有大小。精致的学问必当自我限制，不可直接触及大问题。而被大问题抓住的人，未必没有学问，只是志趣不在以学院派的方式精致地打磨学问；更无法以精细的、符合学术统绪的方式呈现关于大问题的学问。

梁当属体大思精、有学无统的情形。他留下的著述，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如《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第二类关于大问题的系统论述，也可以说是“思想”作品，例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第三方面是实际政治方面的文献，包括大量的政论及其政治思想的系统表述，后者如《乡村建设理论》，实际上也是思想性作品，但更多地属于实际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最后一方面是关于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夫方面的讨论和记录。虽也涉及经典，但不能算纯粹的学术研究著作，如《朝话》《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等。

要较为真切地理解梁漱溟，恐怕就要抓住他始终身处其中的大问题，同时也要注意他进入这些问题的方式。梁的第一类作品，相对而言清楚简要，自成系统，但缺乏专家之学所追求的精细繁琐。梁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盖指这一层而言。他的第四类著述，其实有极精微真切者，宋明儒语录中之学问，亦无非如此。但已难以纳入现代学术。其第一类作品，关乎某个学术“论题”。此类论题对梁公解决自己的大问题当然有所帮助，但就其自身，毕竟只能算“有问题意识”，而不就是“问题”。其第二、三、四类作品，则更多地是梁漱溟对大问题的探索与表述。

要比较准确地为梁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上定位，恐怕首先要明白，“知识分子”虽必有学术背景和学术立场，但其身份未必是大学或研究所里的纯粹学者；更要明白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轴。

已故的中国哲学史大家冯契先生曾概括，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总问题轴无非是“古今中西”。纯粹的学术问题未必围绕此轴，而“思想”则必回应此轴。

梁漱溟的看法则有些不同，虽然他本来就是冯契的研究对象之一。梁毕生探索，概而言之无非两类问题。曰：人生问题；曰：中国问题。其著述对此二问题的回应，有分说，也有合论。分说：如第三类作品，基本围绕中国问题；第四类作品，基本围绕人生问题。合论：如第二类作品，基本将人生与中国问题合而言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能将此二种问题并举而分合的，举世罕匹。

青年毛泽东臧否当世人物，以其学思是否有“本源”为准绳。梁漱溟可谓学有本源，行有体用矣。以所谓新儒学视之，或以为梁近熊十力。其实梁毕生以毛泽东为思想上的诤友。一生交往，或从容长谈，或激烈争辩。“文革”中写成《中国——理性之国》，还亲赴新华门托将书稿呈毛。此举不无再启对话之意。

当然他同熊十力思想纠葛亦不可忽视。熊之研究佛学，本激于梁之批评。熊之重要论著，梁每细读之，时有苛评。彼此书信论辩，更何止数通。大体熊立论善巧，气魄雄伟，然不无造道之言。而梁更能做心性工夫，其言多出自笃实体会。熊虽重心学，而更有性与天道之说，有本体论、宇宙论。梁学则纯心性之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