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梁漱溟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有怎样的思想来源，又与他毕生志向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梁漱溟看到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状况，对比30年前他临终时的乐观，以他自己的观点看来，会印证还是削弱？

丁耘：梁先生的乐观，或者说不悲观，恐怕归根结底还是同他的佛教正知见有关。唯因悲智，故不悲观。菩萨道的慈悲，与凡夫消极颓废的悲观不一样。悲观乃因所执着的东西必将破灭，而已破灭的东西仍被执着。梁先生学佛得力，本不执着，本无来去，故无所谓破灭。众生无量誓愿度，有此大悲故不容悲观；而实无一众生得度，有此性智故不必悲观。这是从梁学的根底上说。

从时势的起伏上说，梁先生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的80年代，欣欣向荣、只争朝夕。梁先生见世人对佛陀和孔子又开始敬重和研究，岂有不乐观之理？

至于今日世界，无论中外，梁先生恐亦当有许多批评。他原赞许的社会主义“透出了人心”的向上精神，今日多被物欲取代。梁先生曾对“欲望”和“志气”做过著名的区别。或者他会以为，今日之政治原理，不再建立在志气之上，而是建立在欲望之上吧。不过他对一时状况的批评，恐怕未必会意味不乐观。

如天假以年，他对儒家经典当有更全面深入的阅读，或许也会同意：以为政治建立在满街人都有做圣人的志气上，只是某些心学家的善良意愿，而远非儒门的古今共识。

梁先生是个有理智上的真诚、勇气和彻底的人。对他来说，悲观和乐观都不重要，根本的是认识和建设。正如他壮年时的志向是认识老中国那样，他在今天也许会提出，认识新中国、认识新世界；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世界。不改初心、持志不堕，此之谓也。

1980年，梁漱溟与来访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最后的儒家》作者艾恺谈话留影

三联生活周刊：艾恺将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但今日也有儒家，也有人在创造新的中国哲学。距离梁漱溟去世30年过去了，中国知识界在建构属于中国人的伦理、哲学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与梁漱溟的思想遗产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丁耘：艾恺的这个判断很出名，也概括了梁先生的某些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是不准确的。梁漱溟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最后的”。梁自己澄清过，熊十力是儒家，他本人是佛家。而几乎所有宣布某种“最后”的判断，都会被历史嘲弄。

梁先生虽不以儒家与哲学家自居，儒家与中国哲学却无法不直面梁先生的遗产。梁先生、熊先生那一代学人，对西学的了解，较康梁一代为专精，较贺麟、冯友兰一代则为浮泛。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界固然对西学越来越多的流派有了越来越专门的了解，但仍缺乏对西学整体的合理判摄。这也是当前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在西学译介和研究极为薄弱的情形下，梁先生、熊先生他们依据有限的、零星的、局部的、三四流乃至普及性的西学读物，做出的关于西学的大判断，仍能切中要害、发人深省。这就是思想家的品质。一流人物能据三流材料做出深刻的判断，而三流人物饱读一流材料，却只能拿出平庸的结论。

梁先生去世已经30年了，我们对西学文献的积累已远非民国和前30年可比，对西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和精细，但梁、熊二先生“发愿见体”的志趣，不仅已成空谷足音，甚至对新一代学人恐已变为难以理解的、“民哲”般的东西。

当不是具体学人，而是学术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开始排斥真正的思想志趣的时候，回到晚清以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既生机勃勃又严肃诚恳、既有专门学问更具求道热情和天下担当的中国思想传统，就成了最迫切的事情。

在这一统绪中，非独梁先生、熊先生，而且康有为、廖平、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蒙文通、刘咸炘、吕思勉、钱穆等等在中国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出来，同时对西学怀有整体判断意图的学人，都是值得敬重、研究和继承的。中国学术复兴的契机，必然是对西学的整体判断和扬弃，而非以西学为正果的什么“预流”。

这一统绪中的前辈，虽怀此志，而格于时势，无法从整体上，据其本末源流学习、理解和解释西学。当今之世，这一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同时，对中学传统，特别是经学的真正理智兴趣也正在复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儒家还是中国哲学，可能正面临着西学东渐以来最好的创发时刻。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哪怕不赞成梁先生的某些具体结论，如能常常体会他的悲悯、严肃和诚恳，学得一二分他的愿力、毅力与思力，那么梁漱溟先生和真正的中国思想传统，就会仍然与我们同在。